基因遺傳開始了一系列生命機遇的開放和閉合——這些機制強大有力，足以直接影響性格的發(fā)展，不管文化、社會和政治的中介力量有多么強大。因此，一個女孩如果出生在一個無論從法律上還是文化上都排斥女性參與政治和領導的社會中，她將發(fā)現，除了在內室、閨房或皇宮之中采用傳統(tǒng)的方法施加影響外，并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解決這一難題（假設這對她而言的確是一個難題）。一個男孩如果生來就有一個不下落的睪丸，就像傳言中的希特勒那樣，或者先天有一只畸形足，如同廢奴主義政治家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一樣，而且又生長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中，那么他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終其一生來盡量彌補這種生理上的不幸。盡管家庭、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力會持續(xù)地發(fā)揮作用，但是強有力的腺狀功能、肌肉運動以及神經系統(tǒng)的特性能夠支配和控制人一生的事業(yè)。在某些情況下，生物學就是命運，政治的命運或者其他方面的命運。但是更為典型的情況是，基因和環(huán)境共同發(fā)揮作用，產生無數新的模式和個性。既然我們關心的是最終達至領導最高點這一過程，關心的是可能成為這一過程的源泉的所有人類因素，我們就必須考慮生理過程。它們是欲求和需要的起源；生理通常有助于命運的形成，但并不能預先決定命運。
領導的長期而復雜的進程起始于嬰兒的各種內驅力（drives），這是他們生理機體的直接表達。正是這種力量使人們結為同伴。奧托·克蘭伯格（Otto Klineberg）觀察到，“絕對可靠的動機”是饑餓、口渴、休息和睡眠、排泄、呼吸、活動和感官饑渴；這些內驅力對于所有人類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普遍的（盡管它們并非屬于人類所獨有）。這并不是有關內驅力的一份詳盡的列表；心理學家始終不同意這樣一份列表，就像他們以各種不同方式來使用內驅力、動機和（現在很少使用的）本能這些詞語來描述這種現象。但是他們的確認可，這些都是決定嬰兒的生理發(fā)展并影響他們的心理結構的基本力量。有時，這些力量會直接地影響領導的潛能。約翰·納什（John Nash）注意到：“在某些社會中，滿足某些基本的需要是如此耗費時間的過程，以至于幾乎沒有時間來滿足各種衍生的需要?！眴渭凁囸I的滿足就是這種情況。在深受貧窮困擾的國家中，經常會遇到一些政治領導人，在他們的演講、言談舉止、意識形態(tài)中，明顯帶有童年缺乏食物——或以拼命爭奪來獲得食物——所造成的精神創(chuàng)傷。
由生物學決定的內驅力，并不是在一連串無序的因素中發(fā)揮作用，而是在生理和心理因素連鎖形成的強制序列中發(fā)揮作用。弗洛伊德把性心理發(fā)展描述為以下幾個階段：口腔期、肛門期、生殖器期（或戀母情結）、潛伏期和生殖期?？谇黄谑莾和瘞缀跬耆蕾嚹赣H的階段；這種依賴性的范圍和持續(xù)時間可能會影響到兒童在后來幾個階段的經歷的性質。在肛門期，排泄既產生生理上的緊張，又產生生理上的滿足；廁所訓練既產生性欲快感，又產生對這種訓練的恐懼；這種嚴格的訓練可能會影響到兒童成人后的行為。在戀母情結階段，兒童被引入了由父親、母親和兒童之間的三角關系組成的受限制卻高度社會化的環(huán)境中。埃里克森認為，這每一個階段都會涉及自我與他人關系的特有困境，它們會產生持久性的性格特征。因此，埃里克森看到了起源于口腔—感覺階段的基本的信任或不信任傾向，起源于肌肉—肛門階段的自主或自我懷疑傾向，以及在運動—生殖階段的主動或內疚感傾向。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隨著他們觀察并參與到范圍不斷拓寬的社會生活中，他們的性格開始根據預先決定的階段發(fā)展。
孩子的社交范圍局限于家中，鄉(xiāng)間小路上或屋檐下，教室里或城市的操場上。但是，近幾十年，在大多數文化中，正式的學校教育已經被視為形成政治看法和行為的主要方式。50年前，查爾斯·莫瑞恩（Charles Merriam）基于對八個西方國家的調查后聲稱，學校是形成公民教育的主要工具；40年后，兩位研究者斷定：“在美國，公立學校是政治社會化最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蓖瑫r，阿爾蒙德（Gabriel Ａlmond）和沃巴在他們的五國研究中堅持認為，沒有其他的變量能夠與影響人們政治觀點的教育因素相提并論。這些觀點為人們所爭論，而給一些研究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社會化的力量的確多種多樣，家庭環(huán)境中形成的傾向對課堂學習的影響，以及從各種經驗和事件中直接進行學習——在學校教育結束后，這種學習仍將長時間地持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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