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4月的一次偶然事件——有些人稱之為這場革命的第一次重要突破，另一些人稱其為舊政權的最后一次發(fā)作——反映了群體行動的性質。有一位叫做雷維朗（Réveillon）的墻紙制造商，作為一個友善的雇主和好市民為眾人所知，人們傳說他曾經(jīng)公開悲嘆：現(xiàn)在的工人們，每天15蘇的工資已經(jīng)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數(shù)百名長褲漢（sans culottes）聚集在巴士底獄的附近，對雷維朗的模擬像施以絞刑；而后，聚集起來的暴民的人數(shù)逐漸增加，開始了持續(xù)兩天的暴動，他們搶劫商店和住宅（包括雷維朗的家），并且冒著迎面而來的炮火，勇敢地抵擋衛(wèi)隊的襲擊，盡管傷亡慘重，仍然努力回擊。后來，據(jù)說這場暴動的群眾及其領導者大多來自暴動地區(qū)之外的地方；但是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shù)的暴動者來自鄰近地區(qū)。這些參與暴動的人并非像歷史學家泰納所指責的那樣，是“土匪強盜”（brigands）；他們既不是被誰所收買，也不是外部力量的工具。
當群眾在街頭被動員起來時，領導者在暴動的人群中就自發(fā)地產(chǎn)生了。他們是其他人行動的催化劑。我們并不清楚這種領導的結構和形式，以及領導者的來源和身份，也不知道這種領導的持續(xù)性和潛力如何，因為當時還沒有記者，而且這些群眾領導者沒有留下任何的文件記錄。群眾行為分析家們后來利用對巴黎暴民的過分渲染的報道來支持他們那種帶有傾向性的群眾行為理論。因此，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說：“領導者們起初大多數(shù)也是被領導者。他自己也是被這種觀念所支配，因此他也就成為了這種觀念的倡導者。這種觀念已經(jīng)完全掌握住了領導者?！崩铡ぐ罾^續(xù)說道，這些領導人，“是從那些神經(jīng)質的、病態(tài)的、容易激動的、處于精神崩潰邊緣的半精神錯亂的人們中挑選出來的”。而仔細的調查研究則對這種對巴黎民眾行為的解釋提出了質疑。
這種火山爆發(fā)似的力量的根源和這些民眾的動機是根本性的：那就是饑餓。普通的巴黎工人都生存于災難的邊緣；在18世紀，工人們通常要花上他們收入的一半來購買面包。家庭在面對面包價格的任何增長時，在面對干旱、蟲災、中間人的盤剝、失業(yè)、交通癱瘓、政權危機的影響時，其承受力都是非常脆弱的。當面包價格在巴士底獄起義發(fā)生前的幾個月中不斷上漲之后，一位巴黎普通建筑工人為維持正常消費而花費在面包上的費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1788年8月的50%，上漲到1789年2月至7月間的80%以上。關于面包供應緊缺的傳言和報道，在長褲漢們中激起了恐懼和憤怒。婦女們積極地參加街道上的行動是不足為奇的；她們沒有選舉權，不能參軍，不能在國民議會上訴說她們的苦難——但是她們能夠參加街道上的行動，而且她們的確也參加了。喬治·呂德（George Rudé）同意這樣的觀點：“在這一時期，激勵革命群眾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長久的動機，就是人們希望得到足夠的價格低廉的食品供應?！痹卩l(xiāng)下，農(nóng)民還承受著其他的苦難和痛苦——包括首都人對他們這些賤民的輕視。受神秘的“大恐慌”的驅使，農(nóng)民們襲擊了貴族的莊園，而成幫結伙的流浪漢則轉悠到鄉(xiāng)下?lián)屄雍涂v火。
在1789年夏天的暴亂之后，出現(xiàn)了一個改革、慶祝和相對平靜的時期，人們現(xiàn)在認為路易已經(jīng)擺脫了他的那些邪惡的顧問的懷抱，興高采烈的群眾將其作為法國之父和“自由人民的國王”致以敬意。他擁護三色旗（tricolore）（波旁王朝的白色和巴黎的紅色與藍色結合起來，象征著漸進的改良主義），承認國民議會是擁有最高權力的立法機構，并且接受拉斐特（Lafayette）擔任新的國民衛(wèi)隊的最高長官。國民議會關于“完全廢除封建王朝”的決議并沒有得到執(zhí)行，但是的確取消了稅收豁免，廢除了對官職的所有權，將政府機構中的職位向所有人開放，不論其出身如何。盡管有例外、有補償、有妥協(xié)，但是國民議會的決議開辟了財政、行政、司法體制進一步改革——以及教會改革——的道路。戒嚴令的使用被限制。規(guī)定了全國統(tǒng)一的關稅制度，教會財產(chǎn)歸國家所有。放棄了以征服為目的的戰(zhàn)爭，貴族制度被“廢除”，地方政府得到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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