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中不乏深厚的契約因素，很多歷史學家甚至認為中國契約制度的產(chǎn)生要早于西方。的確，《管子》中關于堯舜用戰(zhàn)爭中繳獲的財物與其他部落交換虎皮的記載，《尚書·舜典》中關于刑法制度的記載，以及夏、商、周等朝代制定的一些法律條款，已經(jīng)有相當多的契約精神蘊藏其中。
西周中期的銅器銘文就是有文字可證、有實物可考最早的契約。西周時期，人們在買賣重要商品時，都會簽訂契約，而且有專任官吏“質(zhì)人”負責管理、監(jiān)督此事。當時的買賣契約叫作“質(zhì)劑”，“大市以質(zhì)，小市以劑?！庇捎谶@類契約在普通百姓中間廣泛使用，所以人們稱其為“萬民約”。
1930年，瑞典人貝格曼在我國甘肅居延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一批漢代契約原件，有的還標有年號，其中有賣衣物、布匹的契約,有賣田地的契約,還有一些廩給憑證。這批契約的數(shù)量雖不多,卻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批契約原件,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了。漢代法律中已經(jīng)有對契約人權利的保護條款。為了督促債務人履行義務，保障債權人的權利，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對違約現(xiàn)象進行處理；對因客觀條件不能履行的契約，則對債權人盡可能地予以補償。
《資治通鑒》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貞觀六年十二月，唐太宗放死囚們回家與家人團聚，約定第二年秋天來京受死。三百九十名死囚，無人監(jiān)督，全部如期返回，沒有一個人逃跑。他們明知已被判死刑，還視死如歸地回來受死。
白居易《新樂府》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說的就是這件事。太宗與死囚的約定說明了契約精神是我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原來唐太宗本人就是一個具有契約精神的政治家。唐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也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具有契約精神和契約文明的社會。唐太宗以一個明君的胸襟氣度，同情囚犯，信任囚犯，讓其回家。囚犯以同樣的誠信回報太宗，如期自詣朝堂。當然死囚的誠信也并非是無因之果，他們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給予唐太宗的豐厚的回報。死囚的誠信是基于愛人如己的原因而衍生出來的。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蓖瑫r，唐太宗還以身作則，遵紀守法，維護法律的尊嚴。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太宗一再加強對王室的告誡，要求他們做弘揚契約精神、遵紀守法的典范。他對吳王恪說：“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然而吳王恪不聽父親的勸告，“數(shù)出畋獵，頗損居人”，結(jié)果被免官，削戶三百。這說明太宗為維護法的公正與尊嚴,是不徇私情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jīng)營，貞觀年間人人都具有契約精神，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人更少。據(jù)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然而，這些都只能算作是中國傳統(tǒng)中的契約因素，還遠遠不是一種契約文明。
契約文明當然基于契約，但并不是有了一紙契約就能產(chǎn)生契約文明。契約文明包含的內(nèi)容有：契約自由精神、契約平等精神、契約信守精神、契約救濟精神。其中，契約自由精神是核心。為了保護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chǎn)流轉(zhuǎn)和交易，人們在自愿基礎上簽訂契約。而契約一經(jīng)簽訂，就對簽約雙方產(chǎn)生約束，雙方就要恪守、履行各自的承諾，這就是所謂的“信用”。契約作為雙方的一種“合意”，達到了雙贏和互利的目的。契約文明，既以發(fā)達的商品經(jīng)濟和商品交換為基礎，也以獨立的司法體系作為保障，還有人格獨立、平等公正、權利義務一致、契約神圣等相應文化觀念蘊含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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