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政府之間較勁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縱使富甲一方，也難免成為風(fēng)箱里的老鼠，處境左右為難。這些封建統(tǒng)治貴族階層從骨子里仍然把猶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屬族群，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有錢并不能解決猶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問題。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麥的憤怒仍然沒有完全平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更親近奧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魯士，一氣之下他開始拒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邀請，同時游說普魯士政府啟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貝斯曼銀行，用貝斯曼銀行作為整個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可惜普魯士的財政部并不像俾斯麥那么容易沖動，他們并沒有替換羅斯柴爾德家族。究其主因還是羅斯柴爾德的地位實質(zhì)上無人可取代。普魯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錢的時候，也只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提供決定性的幫助。如此一番爭吵之后，奧地利大使憤然離開了法蘭克福，俾斯麥認為他在這場爭斗當中取得了勝利。
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俾斯麥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手的過程中，也掂量出了對手的分量。
他是一個在政治上理性而現(xiàn)實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戰(zhàn)勝了奧地利，他馬上調(diào)整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tài)度，又開始示好于羅家。1853年，俾斯麥支持政府的建議，把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家。不僅如此，他繼而要求授予梅耶卡爾爵士（阿姆斯洛的繼子）普魯士的紅鷹勛章。雙方關(guān)系修復(fù)之后，比從前更現(xiàn)實和更緊密了一層。
1858年時，普魯士王儲（后來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麥為駐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麥離開法蘭克福之前，專門向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求教，希望梅耶卡爾為他在柏林推薦一位可靠的銀行家，而且俾斯麥堅持在柏林負責(zé)打理他的個人財政的私人銀行家必須是猶太人。出于種種原因，他認為只有猶太銀行家才具有足夠的天分和能力，幫助他實現(xiàn)理財方面的目標。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過此道繼續(xù)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緊密的關(guān)系。
于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正式推薦了格森·布雷施勞德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1861年，布雷施勞德已經(jīng)成為柏林極有影響力的猶太銀行家。盡管當時在柏林還有像門德爾松這樣資歷更老的幾個銀行家族，而且這些老牌家族無論在規(guī)模上還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勞德高出一籌，但布雷施勞德家族依靠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來，在柏林銀行業(yè)中迅速竄升，成為“新星”。換言之，在眾多銀行家族當中，誰能夠保持與羅斯柴爾德越密切的關(guān)系，誰就越有機會成為市場競爭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之后，迅速進入了角色。俾斯麥全部工資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給布雷施勞德家族的銀行來打理，同時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債務(wù)支付，為他設(shè)置和經(jīng)營海外的銀行戶頭，負責(zé)經(jīng)營俾斯麥當時還不算太多的資產(chǎn)。
從這時開始，俾斯麥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密切的通信往來。跟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所有銀行家族都對政治消息和市場情報超級敏感，因為這些信息背后蘊藏著大量的商業(yè)機會。布雷施勞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麥給予任何金錢形式的酬勞，他們所圖求的報償就是政治情報和一些內(nèi)幕消息的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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