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潘石屹確實只是個案，因為即使成功前兩人的心理都始終捏著一把冷汗――失敗的可能性遠大于成功。
潘石屹就有這么一位朋友，淘金失敗后，身無分文的他睡在海濱大道旁邊的沙灘上。每晚只敢穿一條褲衩，然后把衣服藏到沙子里面，怕被別人偷走。第二天起來，再把自己的衣服刨出來穿上。這樣看來，李書福在海南“折戟沉沙”，也在情理之中。
李書福最大的商業(yè)失敗在海南，雖然他從來都刻意回避這段經(jīng)歷。
海南建省初期，開過照相館、生產(chǎn)過冰箱配件、也制造過冰箱的李書福，帶著數(shù)千萬元，熱血沸騰地來到海南。在風浪的顛簸中，他的“打拼”隨著浪潮的退去化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無歸。
1988年，狂歡的不止是海南，整個中國都陷入一種癲狂的狀態(tài)。關于經(jīng)商的大量民間流行語誕生于市井之間：“富了擺攤的，苦了上班的?！薄皵[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全家做生意，賽似總書記?！?/p>
罕見的熱浪攪得一切秩序、節(jié)奏似乎失去常態(tài)：官員倒賣、商人投機。而傳統(tǒng)中國，知識與商業(yè)之間似乎總有著一層隔膜。該年度，商業(yè)活動中也開始大量滲入知識的氣息，絲毫不懂經(jīng)商的知識分子紛紛下海闖蕩。理性正在喪失!
商品經(jīng)濟以不可阻擋的氣勢席卷社會的每一角落，一些小道傳聞和報刊消息不斷動搖知識分子那份淡泊而寧靜的胸懷。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神圣的校園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寧的書齋，也難再撫慰學者一顆寂寞的心。
相信這不是小題大做?！白x書無用論”已是不爭的事實：北京地區(qū)招收89級研究生，計劃招收8600名，報名人數(shù)不足6000名。報名與招生出現(xiàn)倒掛，88年為應屆畢業(yè)生報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學生擇業(yè)方向偏向于急功近利。
不過，在本年度，他們的選擇也許是對的。北京前門一位老大娘靠賣烤紅薯，年收入過萬元；廣州初中畢業(yè)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擺服裝攤，幾年下來腰纏萬貫。更夸張的是，溫州樂清一個倒賣電纜的個體戶，一年能賺數(shù)百萬；同是溫州蒼南縣的個體戶，復制黃色錄像帶通過郵局出售，一年賺了80萬。這些人成為知識分子心中嫉妒又羨慕的對象。要知道，本年度北京腦力勞動者月均收入172元，體力勞動者的月均收入為182元。1萬元是他們5年工資的總和，何況百萬。
當然，也并非所有的學生都無心學習。由于表現(xiàn)出色，施正榮作為訪問學者被公派到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留學。為此，他興奮了幾夜無法入眠。
公派到澳大利亞，施正榮感到了經(jīng)濟壓力。一個月生活費至少400美元，還要想辦法幫自己老婆出國。于是，他白天到學校上課，晚上打幾份工，周末還到美式咖啡館做廚師，工作16個小時，從下午4點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點。就這樣，施正榮把太太的學費賺了出來。
差不多與施正榮同齡的金會慶，在安徽醫(yī)科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東渡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求學期間，金會慶當過搬運工，炒過糖栗子。五年后，他獲得東京大學醫(yī)學博士學位，被聘為東大歷史上最年輕的外籍副教授。
比上述兩人大約小五歲的鄧中翰，此時就讀于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專業(yè)。他先后在國際應用核物理學雜志及中國科學通報上發(fā)表了三篇相關文章，并獲得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科協(xié)頒發(fā)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zhàn)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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