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排除少數(shù)人(說不定這少數(shù)人也存在于本書讀者之間)討厭汽水而喜歡芒果。對于這些人，1元錢用于購買芒果的邊際效用會永遠高于購買汽水的邊際效用(想想吧，討厭一種物品意味著該物品效用為負)。于是，這個人就“極端”地只購買芒果而永遠拒絕購買汽水。反過來，也有少數(shù)人喜歡汽水而討厭芒果(比如對芒果過敏的人)，他們會極端地消費汽水而拒絕購買芒果。
但是對于大多數(shù)人，芒果和汽水存在不完全的替代關系，他們的最優(yōu)選擇是芒果和汽水的某種組合，是經過權衡最后停留在相對中間的一種組合上。
中庸的生活
在現(xiàn)實生活中除消費外的諸多情形中，也都會看到有一些人的選擇非常極端，但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則相對中庸。為什么會是這樣呢？效用最大化理論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解釋。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家庭和事業(yè)之間如何平衡？在講經濟理論之前，先講我的一個朋友的故事。這個朋友在一所三流大學任教。他是名校畢業(yè)的博士，文章發(fā)表記錄也不錯，完全可以在國內重點大學找到一個職位。所以，很多人對他的選擇感到不可理解。特別是他現(xiàn)在所教的學生，覺得他如此優(yōu)秀，為什么愿意屈就在這所三流學校。他的解釋是：在他的效用體系中，家庭與事業(yè)同等重要。他到現(xiàn)在這所不那么好的大學，他的事業(yè)無疑會打上折扣，但是學校給他的愛人安排了不錯的工作，他們有一個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幸福的家庭。是的，他的家庭很幸福。如果他選擇一所平臺更好的重點大學，他的事業(yè)也許有更高的起點，但是愛人的工作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家庭難以有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說不定還影響夫妻感情；因為他肯為自己的愛人犧牲多少，會被愛人作為一個判斷愛的信號。他若只為了自己的事業(yè)著想，則愛人就會認為她在他心目中只是第二位的；但他為了她放棄自己事業(yè)的更高起點，她會感覺到他的確在為她做出犧牲。
我完全理解這位朋友。而且我認為他的選擇對他來說是最優(yōu)的。事實上，很多人的選擇，在旁人看來覺得難以理解，其實一旦了解此人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就很容易理解。從效用最大化理論角度，家庭可以給這位朋友帶來效用，事業(yè)也可以給這位朋友帶來效用，兩者是相互替代的，但又不是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說，完全沒有事業(yè)，效用會低得令這個朋友難以忍受；完全沒有家庭，效用也會低得令這位朋友難以忍受。結果，最優(yōu)的選擇必然是在事業(yè)和家庭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為了家庭，適當放棄事業(yè)；也為了事業(yè)，適當放棄家庭。
極端的人會如何呢？比如，“事業(yè)狂”就是一個極端，這種人眼里只有事業(yè)，沒有家庭。在他的效用體系中，事業(yè)的邊際效用特別高，而家庭的邊際效用特別低，因此他總是把自己的資源(時間、精力、金錢)投放到事業(yè)中去。類似地，“家庭狂”是另一個極端，這種人的效用體系中，事業(yè)的邊際效用特別低，家庭的效用特別高，結果他總是把自己的資源(時間、精力、金錢)投放到家庭中去。
我很欣賞美國加州大學首位華人校長田長霖先生的一句話：做學問要極端，做人要中庸。
一個人的“宏觀”經濟
上一節(jié)的最后部分，算是對田長霖先生“做人要中庸”的一個經濟學注解吧。對于“做學問要極端”，通常的理解是做學問要突破成見和既有框架束縛才能有所創(chuàng)新。不過，我對這個極端還有另外一個解釋：很多復雜的問題，一旦把假設推向極端便可變得簡單而容易分析，這也正是做理論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幾乎在所有的學科都有運用。比如，物理學定律常常假設“真空”、“無摩擦”等理想狀態(tài)，就是一種極端假設；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的，也走了一個極端。這些極端假設不符合現(xiàn)實，卻是我們思考現(xiàn)實問題的起點。因為極端假設提供了一個參照系，逐漸放開那些假設我們便可有所參照地進入真實世界。物理問題分析中可以逐漸加入摩擦力、空氣浮力；而經濟學問題分析中也可以逐漸加入有限理性或者情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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