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我才會一針見血地提醒書呆子高士廉:
“難道是看不起朕的官爵嗎?”
既然以尚官為尊,那《氏族志》里的眾多姓氏可就得重新站隊了。第一等自然以皇族為尊,第二等的好座次自然要留給外戚。第三等,則是為當時朝中歷任宰相公卿預備的。要在這里有個一席之地,至少也得是三品以上的高官顯爵才行。
不過,把可憐的崔民干往哪里放呢?
我考慮再三,還是把這個郁郁不得志的黃門侍郎拈了起來,放在朝廷三品以上大員才有資格的第三等門閥士族之中。
政治,是一門妥協(xié)的藝術(shù)。我編撰《氏族志》,為的什么?還不是為了在政治格局中替皇室及跟我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眾臣謀取一個名位身份。那么,《氏族志》也就必須要妥協(xié)。
舊有的門第觀念自魏晉以來,傳承數(shù)百年之久。其影響力之巨大,哪怕是英武天縱如我,也沒有辦法在一朝一夕之間盡行除舊布新,推倒重來。
動作太快、步子太大,反而會招致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份將舊有世家大族盡數(shù)驅(qū)逐出去的《氏族志》,很難得到天下人的認可。那么,勉強在這上面分到一個第一第二等的席次,又有什么意義?
這些可憐的文武重臣,還是只有偷偷揣起自己那顆不大自信的心,為了擠進“真正”的高門冠蓋之中,不惜放下身段、觍起老臉,前去懇求人家賞臉結(jié)為姻親,以求獲得世人之承認。
這樣的《氏族志》是沒有什么公信力的,我編它來又有何用!
怎么辦?
很簡單,只有拉一批人,打一批人,才能將大唐朝堂內(nèi)外的新格局徹底奠定下來。那些家世衰微之人、三心二意之人、心高氣傲之人,將被永遠地驅(qū)逐出去。而取代他們的,既有如今的新晉貴戚,也有歷朝歷代以來與他們互爭雄長、彼此不服的舊敵宿怨們。對這些人,除了按照“尚官”的原則之外,我也根據(jù)其實際力量的消長,按照“尚姓”的傳統(tǒng)觀念予以拉攏照顧,使得他們團結(jié)在我的旗下,與我所培植起來的新貴們一道,為了大唐的長治久安而竭誠效力。
貞觀十二年春正月,這部全國矚目的《氏族志》終于最后定稿,其中共收入二百九十三姓計一千六百五十一家,按照品級門第共分九等,多達百卷。我即刻下令頒行天下。
自此以后,用官爵來排列門第等級,便打破了以往純粹以郡望作為門第憑借的老傳統(tǒng)。它看起來不過是我那赫赫文治武功中的一項無足輕重的點綴,實際上,有了這個東西,朝野中潛在的政治力量對比便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皇室和中央官員的威信自此也大大提高,這和我開科取士、設(shè)弘文館一樣,成為了我化解、平衡各方掣肘勢力的撒手锏之一。與前代相較,尤其是與隋文帝那令人沮喪的嘗試相比,《氏族志》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勝利。
九五之尊,帝王之威,由此而始。
朝野內(nèi)外,指揮如意,也由此而始。
《氏族志》啊《氏族志》,看來你真是一個好東西!
想到這里,我滿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