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在世界某地出現(xiàn)了一種利用錫的新機遇，或者有一處錫的供應源已經(jīng)枯竭，至于兩種原因中哪一種造成錫資源更加緊缺，對我們的影響不大，沒有多大關系這一點非常重要。錫的用戶需要知道的全部情況是，他們以前一直在使用的一部分錫，目前在其他地方獲得了更為有利可圖的利用，既然如此，結(jié)果就是他們必須節(jié)約用錫。對于其中絕大部分用戶來說，甚至不必知道這個更需要錫的地方在哪里……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這一新的需求，把資源轉(zhuǎn)用到這種新的需要上，同時只要意識到由此產(chǎn)生資源缺口的人轉(zhuǎn)而尋求其他來源來填補這個缺口，則其影響就會迅速擴及整個經(jīng)濟體系。這不僅影響到所有錫的使用，還會影響到錫的替代品的使用和錫的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錫制品的供應與錫制品的替代品的供應等。在那些有助于提供這些替代品的絕大部分人對這些變化的最初原因一點兒也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到了這一切。
引自哲學家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黑德的一段給人印象深刻的話宣揚了這一觀點：“我們應該養(yǎng)成思考我們在做什么的習慣，這句話不斷地被加以重復，大人物發(fā)表演說時也反復地念叨。要說這是一句不言而喻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恰恰相反。文明是通過擴充那些我們不加考慮就能實施的重要活動的數(shù)量而得以進步的?！蓖ㄟ^我們并不理解的符號和信號，我們充分利用了他人的知識。
哈耶克也應用他的“無知論”，攻擊經(jīng)濟學基于完全利他主義的烏托邦幻想。一個人是這個世界上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最權(quán)威的專家。對于滿足自己欲望的替代性選擇的效果，其他的人不會更了解，也不能夠作出更好的判斷。因此，人們應當關注他們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有人都尋求去做“公益”，他們必須像了解他們自己一樣了解其他每一個人。吉爾是一位圣潔的女子，她可能愛杰克，她從來沒有和他見過面，那么她如何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及對他想要的東西作出何等的評價呢？假設吉爾和杰克都是利他主義者。吉爾正在出售她的住房，因為她愛杰克，她想把房子賣給他，售價只有10萬美元。因為杰克愛吉爾，他不敢付這么少的錢。他出價20萬美元。她拒絕了并且提出可以接受11萬美元。對于她拒絕了他的禮物而受到傷害的杰克堅持要付21萬美元。我們不知道這種討價還價會在哪一個價位上結(jié)束，而這恰好是哈耶克想要表達的觀點，因為沒有人確認他們對這個房子的估價是多少，市場信號就不會出現(xiàn)，社會就喪失了分配稀缺資源的能力。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那樣：“通過追求個人利益，人們倒是經(jīng)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這要比他真正地想要促進社會利益所帶來的效果還要好。我從來不曉得那些假裝為公共利益進行交易的人為社會帶來了多少好處。”
哈耶克的邏輯是受他的老師路德維?！ゑT·米塞斯的影響，米塞斯在1920年主張反對社會主義，理由是沒有哪個政府能夠完成構(gòu)建一個有效的經(jīng)濟體系所需要的所有計算。米塞斯是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的領導者，該學派堅持自由放任的觀點，并對數(shù)學模型極為懷疑。因為米塞斯相信經(jīng)濟原理是不證自明的，并且對基于真實數(shù)據(jù)的模型持反對意見，他的觀點直到最近才受人追捧。現(xiàn)今，新奧地利學派嘗試著要擴展他和他的在維也納的老師卡爾·門格爾和歐根·馮·龐巴維克的研究。
米爾頓·弗里德曼繼承了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傳統(tǒng)。如果你拿起他的《自由選擇》這本書，你會在封面上看到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鉛筆的照片，這支鉛筆可沒有標志他是一個寫書匠，而是亞當·斯密經(jīng)濟學的一個象征。弗里德曼認為單個人不能制作出一支鉛筆，就算是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不行。石墨來自斯里蘭卡，橡皮擦是用印度尼西亞菜籽油和氯化硫做的，木頭產(chǎn)自美國的俄勒岡州，而組裝是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威爾克斯–巴里，成本只有10美分的鉛筆是一個國際市場分工合作的產(chǎn)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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