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想到美國高中年齡段以上的人口中有1/10的人在服用某種抗抑郁藥，如百憂解，我就會感到萬分憤怒和沮喪。確實，當你經(jīng)歷情緒波動的時候，你還得找出理由解釋為何不服用某些藥物。當然，在嚴重的病理情況下，你確實需要服藥，但我的情緒、悲傷，突如其來的焦慮，實際上是智慧的第二來源—甚至是第一來源。天一下雨我就變得倦怠無力，隨著雨點開始敲擊窗戶，奏出魏爾倫筆下秋天的《哽咽》時，我就更容易陷入冥想，寫作速度越來越慢。有時，我會陷入詩意的憂郁狀態(tài)，用葡萄牙語說就是saudade，或者土耳其語hüzün（源自阿拉伯語中表示悲傷的單詞）。而其他日子里，我則更積極，更有活力—我會少寫作，多走路，做做其他事情，與研究人員爭論，回復電子郵件，在黑板上畫圖表。我是不是也該變成毫無情緒困擾的蔬菜或快樂的白癡？
如果20世紀就有百憂解，那么波德萊爾的“脾氣”，埃德加·愛倫·坡的情緒，西爾維亞·普拉斯的詩，以及許多其他詩人的悲嘆，所有這些有靈魂的東西，都將了無聲息……
如果大型制藥公司能夠消除季節(jié)的變換，它們可能就會這樣做—當然，目的是為了利潤。
還有另外一種危險：除了傷害孩子，我們還會危害社會和我們的未來。旨在減少兒童生命中的變化和波動的舉措?yún)s也會降低我們這個所謂的“偉大的全球化社會”中的多元性和差異性。
受到翻譯的懲罰
壓力源的另一個被遺忘的特征隱藏在語言習得中。我從沒見過有人是通過教科書，從語法開始學講母語的，并接受雙季度考試的測試，系統(tǒng)地將單詞嵌入所學的語法規(guī)則中。你學習一種語言的最佳方式應該是在一個多少有些緊張壓力的情況下，特別是在表達某些迫切需求的情況下（比如在熱帶地區(qū)享用晚餐后產(chǎn)生內(nèi)急時），借助于困境，從反復的錯誤中進行學習。
我們學習新單詞并不需要死記硬背，而是利用另一種方式—與人溝通，不得不揣測他人心思，而暫時把害怕犯錯誤的心理放在一邊。但是，成功、財富和科技卻使得這種習得模式愈加難以推行。幾年前，當我還籍籍無名時，國外的會議組織者根本不會給我分配能在臉譜（Facebook）上用英語討好人的“旅行助理”，所以我被迫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就這樣，我靠著用手比畫和不斷的試錯（就像孩子那樣）學會了外國詞匯—不靠設備，不靠字典，什么都沒有。而現(xiàn)在，我享受的特權(quán)和舒適服務—我確實無法抗拒這些舒適的服務，卻令我遭到了懲罰。這個懲罰就是，一個能說流利英語的人，舉著一塊把我的名字拼錯的牌子，在機場迎接我，沒有壓力、沒有歧義，不用使用任何從丑陋的教科書上接觸到的俄語、土耳其語、克羅地亞語或波蘭語。更糟糕的是，這個人虛情假意、油滑諂媚；這種低三下四的啰唆比時差還令我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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