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就是一個案例。2004年，它給世人帶來驚奇，成千上萬的民眾涌向基輔的獨立廣場，抗議總統(tǒng)選舉的不公。這一系列抗議被稱為橙色革命，引發(fā)新一輪選舉，導致改革家維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當上總統(tǒng)。然而一旦當權，橙色聯(lián)盟卻一無是處，尤先科辜負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內(nèi)部爭吵不已，無法應付烏克蘭的嚴重腐敗，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治下的國民經(jīng)濟陷入崩潰。2010年初，當選為新總統(tǒng)的是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而2004年被指控操縱選票、企圖竊取選舉成果從而觸發(fā)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擾民主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治理失誤。眾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地區(qū)。那里，階級等級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領袖的上升，如委內(nèi)瑞拉的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維亞的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與其說是不穩(wěn)定的起因，倒不如說是不均的癥狀。很多人覺得，名義上是公民，但在現(xiàn)實中卻橫遭排擠。持久的貧窮經(jīng)常滋生其他社會功能的失調(diào)，如幫會、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倫比亞、墨西哥、薩爾瓦多，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威脅國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處理這些難題，民主制合法性便會受到破壞。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它一直維持頗為成功的民主制—考慮到其貧窮程度、種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員的廣袤，此成就尤為驚人。（如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待印度的政治發(fā)展，將會減少我們的驚異。這是本書第10—12章的主題。）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制作，越是近距離觀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舉例來說，幾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員，現(xiàn)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訴，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謀殺和強奸。印度政治家經(jīng)常從事公開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來交換選票。印度民主的爛攪難纏，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上很難做出決策。印度眾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見非洲式的貧窮。
印度民主明顯的混亂和腐敗，經(jīng)常與中國快速和有效的決策形成強烈對比。中國統(tǒng)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責任的牽制：如想建造大水壩、拆除舊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機場、實施即時的經(jīng)濟刺激，他們的速度遠遠超過民主的印度。
第四種政治焦慮與經(jīng)濟有關?，F(xiàn)代全球資本主義，證明是高效的。其創(chuàng)造的財富，遠遠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夢想。自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來，世界經(jīng)濟幾乎翻了四倍。[7]由于貿(mào)易和投資的開放政策，亞洲人口的大部已擠入發(fā)達國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資本主義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動的良方，尤其是金融業(yè)。金融危機定期折磨全球的經(jīng)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初是歐洲，1997—1998年是亞洲，1998—1999年是俄羅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烧f是罪有應得，此種危機最終在2008—2009年擊中全球資本主義的老窩—美國。為促進持續(xù)的增長，自由的市場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動調(diào)節(jié)，特別在涉及銀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機構時。制度的不穩(wěn)定最終仍屬政治上的失敗，即未能在國家和國際層次上提供恰當?shù)墓苤?。[8]
這些經(jīng)濟危機的累積，未必減弱把市場經(jīng)濟和全球化當作引擎的信心。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謂的新興市場國家，憑借對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參與，在經(jīng)濟上繼續(xù)表現(xiàn)良好。但顯而易見，開發(fā)恰當?shù)墓苤埔择Z服資本主義的大幅波動，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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