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們固有的立場上，當然對此難以理解；但實際上，這真的就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對一類事物慣常的處理方式，在道理上，并無優(yōu)劣之分。舉個不太恰當?shù)睦樱诿绹幕?，未婚人士擁有多位性伙伴與活躍的私生活非但不會被認定為道德低劣，反而在很多語境下是個人魅力與心態(tài)健康的體現(xiàn)；可在中國文化里，此類人士往往擁有極壞的名聲。這是基本文化價值層面的差異，除非相互影響，否則不可通約。
正是這樣的兩個原因（非洲文化自身與研究者特殊身份），導致本書的內容和結論最終還是不可免俗地落入了二元結構的窠臼，無論“非洲-西方”還是“非洲-中國”，都暗含著當代非洲文化缺乏自洽性的假設。不過，似也可安全地說，這樣的假設就算并非完全正確，也一定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和道理。正如傳播學領域的學術研究，若錙銖必較地剔除全部“西方勢力”之影響，得到的或許只能是某個自說自話的邏輯嵌套。這是研究者的無奈，更是客觀世界的現(xiàn)實。以“尊重現(xiàn)實”為借口，似也可以為立場偏頗做些開脫吧。
然而，研究者先天的價值預設，又何止上文所述這些呢？
2012年春，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課堂上，播放了前文提到過的著名視頻《科尼2012》。當時我和教室里的100余位學生大多深有感觸，并或多或少受到了創(chuàng)作者價值觀的影響，不但認定“圣靈抵抗軍”依舊活躍，更自然而然將東非國家烏干達想象為動亂不安之地。其后我聯(lián)絡袁卿，了解情況，并讀了他在《國際先驅導報》刊發(fā)的長文，方知情況遠非自己想象得那樣簡單。我以視聽傳播為業(yè)，并接受系統(tǒng)的學術研究訓練，尚且以為“眼見一定為實”，遑論其他對非洲只有模糊的刻板成見的“普通觀眾”？
事實上，我對“科尼2012”的態(tài)度不過是一個側影罷了，它所折射的，其實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媒體研究者深受西方思維方式影響而不自知的現(xiàn)狀。這一現(xiàn)狀，有極為復雜的成因。一方面，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源流，大多出自歐美，哪怕是馬克思主義，也根植于其誕生那個年代的歐洲資本主義土壤。以西方視角觀察自己與他人，已經(jīng)成為難以擺脫的習慣。另一方面，無論經(jīng)濟還是文化，西強我弱的格局仍難扭轉。若無美國的文化強國地位，“科尼2012”絕難產生現(xiàn)在的影響力。好萊塢電影，路透社與法新社，不但為全世界提供信息和娛樂，更無遠弗屆地輸出著思想與觀念。在這般情境下，侈談“去西方化”，無疑十分艱難。
如今看來，將非洲納入自己觀察與研究的視野，竟是件幸運的事。因為，如前文所述，非洲的存在給了我這個中國學者跳出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結構的機會，得以在一個遙遠、陌生的環(huán)境中，以較為冷峻的態(tài)度去思索自己浸淫其中的中國與西方，盡管這一嘗試遠談不上成功，卻也為鐵桶一般的學術意識形態(tài)撕開了小小的口子，透出些微光熹。不過，作為接受過系統(tǒng)新聞教育的學者，我本人終究過于理想化。在嘗試跳出西方語境與東方主義窠臼的同時，亦不自覺地將非洲想象為某種烏托邦式的存在，期冀著能在此檢驗自己的諸多理想，包括文化多元、普世主義，乃至新聞自由。但現(xiàn)實總是令人沮喪。這并不是非洲的錯，而是源于妄圖看清非洲的自己，根本便帶著不夠純粹的種種私心，踏上這片壯美的大陸。
這是社會科學的學術之憾，也是本人作為學者的觀念殘缺。我終究沒能真正將非洲視作自己的研究對象，非洲于我，也始終未能成為純粹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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