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一個值得特別區(qū)分的問題，真理屬于信仰世界，要忠實虔誠；而理論則多屬于理性世界，要實事求是。真理要求的是指導和適用，而理論則允許參照和批判。尤其是對于人文社會科學而言，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會成立的“特定理論”，而很難會產生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古今而不移的“普世真理”。但實際上，我們很多人卻有意無意地將太多來自西方的法律或其他理論當成了不可置疑的真理。其結果是，我們既沒有在實踐中實現這些理論，也未能在學術和智慧上突破與超越這些理論，而更多的是匍匐在這些盡管可能“偉大”，但卻絕難“普世”與“永恒”的理論之下戰(zhàn)栗。
第四是表達與實踐的割裂。自清末變法修律以及五四運動以來，“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就成了中國最為宏大和激動人心的詞語，成為“先進的”、有責任的知識分子的必備武器與奮斗目標。然而，一方面，如果這些理論不愿意接受人們對它們的透析與質疑，那它們就只能是要么成為無果之花，要么走向自己的反面。另一方面，如果每個精英都捫心自問（不需吾日三省，只要三日一?。敲?，有多少人敢于自稱完全踐履了他們每天高呼的理想中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要求呢？對于“不民主”、“不自由”、“不法治”、“不人權”的某些不愜意的方面，又有多少人敢說自己完全無辜，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推波助瀾呢？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這種表達與實踐之間的割裂與背離又該如何理解？
但西方依然成了“神話”，成了強大、先進、正確的象征，成了第三世界發(fā)展中國家邁向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卻很少有人關心，這個體系迄今不過三百年左右，而并不在這個體系的中國不僅曾經領袖群倫兩千年，迄今為止又連續(xù)三十年成為人類經濟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并且基本保持了社會和政治的穩(wěn)定與有序；人們故意忽視，那些服用了這些西方藥方的國家卻大多經濟崩潰，山河破碎，社會失序，并引發(fā)了美國學者所言的一個“起火的世界”。同樣也很少有人追問，僅僅在8億或10億人的西方世界里被證明為“有效”的東西，哪怕它在自己家里被證明為真是“好東西”，又憑什么能夠天然地自動適用于70億人口的全人類？即便能夠適用，又該怎么適用，需要滿足什么樣的條件，以及怎么造就這些條件呢？
四、真話
西方神話其來有自，不過是被欺凌的非西方人士對強大西方的神化而已。神化他者的必然結果就是自我的矮化，與對強者的迷信。
南宋學者歐陽守道曾批判當時的學者往往迷信經典，對經典總是毫無懷疑地瀏覽背誦，而沒有自主地思考與批判，并稱之為“以目廢心”。葛兆光先生認為這是思想世俗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蛻化成文字，文字僅僅作為符號供人背誦，背誦的意義在于交換，當這種知識與思想脫離了社會生活的思索和心靈境界的涵養(yǎng)，那么，它與應當針對的社會生活就發(fā)生了分離，僅僅是一些空洞的教條就夠了。”但實際上，這也是思想被神化所必然導致的結果。不管是被世俗化還是被神化，本來具有批判力和診斷力的思想，一旦被社會的絕大多數不假思索地接受，占領了教材、課堂、報紙、電視和網絡，便常常會成為清客的談資，思想的框架甚至無形的天花板、玻璃罩，最終的下場就是成為被人們雖日日翻閱，感覺似有所得而卻無實際進益的枯萎的文本。本來提煉自活生生的人世生活與實踐的活潑的思想，因為被視為“經典”，而最終成了與生活和實踐更少發(fā)生關系的教條。也許，越是被人們捧上天的東西，對生活就越沒有意義。越是被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古今而不移的金科玉律，哪怕再高妙，也越難與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具體人生發(fā)生真切的聯系；最終只能是要么成為被懸置為無用的屠龍之術，要么被新的話語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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