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關東軍獲悉中村震太郎被擊斃后,日本方面隱瞞了其身份軍事間諜的事實,將“中村事件”作為口實,挑起了外交爭端。
日軍雖企圖借“中村事件”進行軍事挑釁,但是其檔案里卻早已記錄了中村是軍事間諜的事實。1931年5月31日,日本駐滿洲里領事館事務代理豐原在致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電報里有此記錄:
自上月下旬以來,我參謀本部、陸軍省,為從軍事目的出發(fā)調查呼倫貝爾地區(qū)的地形和實情,秘密派遣軍人化裝成商人等身份,往來于該區(qū)……關東軍派遣的新妻少佐、參謀本部派遣的中村大尉,各自稱作研究地質學,潛往呼倫貝爾地區(qū)。
在日本外交人員也早知道了中村震太郎身份的情況下,為了借機尋釁,日方的軍隊和外交官仍是不惜編造事實,甚至將“中村事件”的日期推遲了一個多月。1931年9月9日,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以第576號電報向日本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說:“關東軍頃商本館欲將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害日期定在7月1日,以期與他事相配合,職已應允,請對外聲明時注意此日期”。這樣罔顧事實、蓄意挑釁的手段,著實是令人發(fā)指的。
“中村事件”當時給中方以不小的外交壓力,如前文述及,中方報紙當時也多關注此外交爭端,認為其導致了中日關系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