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斷獄判案為例，提供庸官殃民的實證。每有命案發(fā)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遲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尸身發(fā)變”，不得已才慢吞吞地趕到現(xiàn)場，“又以褻穢為嫌，遠坐他所，止憑仵作衙役混報，既未目擊，又不令兩造面質(zhì)，草草訊供，游移通詳”。審案時又“聽斷乏才，優(yōu)柔不決，經(jīng)年累月，拖延無期”。最后只能“草率完局，鍛煉成招。不但生死含冤，且有牽連拖累，致小民傾家蕩產(chǎn)，廢時失業(yè)者，深堪憫惻。人命如此，其他可知！”（田文鏡：《州縣事宜》）
對公事如此漫不經(jīng)心，荒疏怠忽，又怎么能在官場混得下去呢？他們有一個重要的手段和對策，叫做“彌縫搪塞”。他們對于“民間苦樂”雖然“漠不關(guān)心”，對于利國惠民之事雖然束手無策，不過對“飾虛文以媚上司，習(xí)時套以規(guī)進取”這一套弄虛作假的手段，倒是得心應(yīng)手，駕輕就熟。平時“但以簿書文移，彌縫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應(yīng)世態(tài)，綢繆身家之處，互相欺罔”（陳宏謀：《學(xué)仕遺規(guī)》，卷1）。他們也并不是成天無所事事，閑居獨處，相反，他們時刻奔走于大吏之門，爭逐于宴會之場，簡直是忙忙碌碌，馬不停蹄，在“酬應(yīng)世態(tài)”方面用足了“一生精神”。他們處事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每事止圖可以回復(fù)上官，不顧可對士民與否”（徐牧、丁日昌：《牧令書輯要》，卷1）。只要把上司糊弄好了，上司感到滿意了，自己的官位也就坐穩(wěn)了，老百姓的苦樂死活自然不在話下。
清代許多有關(guān)“官箴”的書中，對上面這種現(xiàn)象斥之為“偽”，是“仕途之賊”。與這種惡劣的官場習(xí)氣相對立，人們強烈地呼吁官員們應(yīng)該“以實心行實政”，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高廷瑤在《宦游紀略》中問：“官如何才為愛百姓？”作者自己回答說：“必有一副愛之之心，又必有一副愛之之力。無此心則撫摩噢咻，無非沽名市惠，是假之也，何有于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為，亦徒虛此愛耳。故真愛百姓者，以實心行實政，廢一不可也?！保ň硐拢┘纫袗勖裰?，又要有愛民之力。心里根本沒有百姓，所作所為不過是沽名釣譽；說是愛百姓，卻沒有為百姓辦事的才具和精力，也只是空言虛詞而已。所以“實心”和“實政”，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心存百姓的官員，需要有一副熱心腸。就像方大湜《平平言》所說：“富貴利達，眼不可熱。民生休戚，腸不可不熱。腸不熱，則百姓之休戚，如秦越肥瘠，漠不相關(guān)矣?！蓖踔疽翞椤秳钪未橐芬粫鶎懙男蜓灾刑岢觯粋€關(guān)愛百姓的官員，應(yīng)該處處以為百姓興利除弊為念，做到“重民生，勤民事，薄民賦，保民富，寬民力，從民便，憫民窮，恤民災(zāi)，除民害，詢民瘼”。
對封建官僚提出這樣的要求，今天看來，未免不切實際，根本不可能做到。但這樣的呼聲和輿論，畢竟反映了廣大群眾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冀求，在當時，它起著對黑暗政治的批判及對清明政治的引導(dǎo)的積極作用，至今也仍然不失為是傳統(tǒng)政治文明中珍貴的歷史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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