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巧言令色，名實相悖。也有一些官員，熱衷于做表明文章，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文告上冠冕堂皇，天花亂墜；言談中關心民瘼，多方許諾，實際的作為卻判若天壤。其實，我們的先哲早就說過，“輕諾必寡信”（《老子》，第63章）。給人們隨便作出種種承諾，到時候無法兌現，就必然失信于人。所以，陸隴其在《蒞政摘要》中強調：“言必求其可踐，事必求其可行?！薄昂敛皇牛瑒t令不褻而法自行?！保ň硐拢┛蓪嶋H情況是，有的人言行之間，完全是南轅而北轍，不但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更常常用漂亮的言辭掩蓋自己的丑惡行徑。葉燮在《己畦瑣語》中記錄了當時官場的一個常見的現象：“每見當事懸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共鑒。且曰：茍有貪污，豈無報應。甚矣，言之可畏也。而取利之方，已不遺余力，無剩智矣。嗚呼，紙上之言，吾誰欺，欺天乎？”（卷6）用盡所有的智慧，不遺余力地攫取不義之財，但照樣可以信誓旦旦，對天發(fā)誓，表示如有貪污，必遭報應，此類清代官場司空見慣的“貪官倡廉”的滑稽劇，上天可欺，民心難容，老百姓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四是目無定見，耳有偏聽。林則徐曾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作為座右銘。器識窄小，心存偏私，追名逐利，物欲纏身的人，就必定觀察事物時沒有主見，聽取意見時偏聽偏信，不可能剛正不阿，言而有信。田文鏡在《州縣事宜》中這樣說：“倘利欲有以薰心，苞苴不無染指，目無定見，耳有偏聽。器量不公，或喜怒而任性；面皮不冷，或瞻顧而徇情。則是在己一身，全無栓束，眾人匿笑，奚有遵循?！保ā瓣P防”條）信則不疑。你處事既然沒有定準，別人當然也就無所“遵循”。正因為這樣，人們才要求“為有司者，審理詞訟，事無大小，必虛公詳慎，勿任一時之性，勿執(zhí)一己之見”（同上書，“聽斷”條）。這樣才能昭信于世，同時也得到世人的信任。
在我國的傳統(tǒng)倫理中，“信”總是與“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誠以立萬事之本，有誠則必有信。“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于民，莫不應矣?！保惡曛\：《從政遺規(guī)》，卷下）誠信的要義是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耙徽\有余，百偽不足。”一味弄虛作假，不但僨事害政，對個人也往往弄巧成拙，貽患無窮?！稄恼z規(guī)》強調：“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涂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yǎng)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保ň砩希┻@里雖然揭露了“奸偽”“變詐”的種種弊害，但其落腳點還離不開作偽有違于“事君不欺之道”，這種“忠君”觀念，對于封建士人來說，當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袁守定的《圖民錄》則超出這個思想藩籬，著眼于老百姓的“不可欺”，其中說：“若有一毫粉飾，則老百姓斷不可欺?！薄肮僦男g，百姓無不知之，洞然無所蔽隔。居是職者，嗚可不誠。”（卷1）應該說，這個認識，較之《從政遺規(guī)》來，又顯勝一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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