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白搞。過去白人或富豪強制驅逐黑人或貧民，今天黑人窮人昂然進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這能是一樣的“隔離”嗎？就如中世紀貴族富而農奴窮，后來的近代自由社會老板和工人同樣有貧富之別，但我們能說中世紀與近代是一樣的嗎？應該承認，今天“白人的桑頓”與“黑人的索韋托”盡管空間距離更遠，但基本公民權利的鴻溝已經消除，兩者的關系已經完全不同于當年“白人約翰內斯堡”與“黑人索韋托”的關系。過去黑人“無證進入”約堡是要被“強制收容”的，而現(xiàn)在妨礙黑人移居桑頓的因素僅僅是錢，富黑人在桑頓并不罕見，甚至黑人國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屬“北郊富人區(qū)”的霍頓購置了新居并移住這個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韋托的舊居已經捐出做了博物館。桑頓本城雖然無緣迎來這位偉人住戶，其中心廣場也得名“納爾遜. 曼德拉廣場”并豎著這位黑人領袖的銅像，而且歡迎非國大在這里的會議中心舉行活動。盡管絕大多數(shù)貧困黑人對這樣的禮遇只能望洋興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并不認為曼德拉從索韋托移居霍頓就是“背叛黑人而親近白人”，相反，他們?yōu)椤拔覀兊穆吕蹦軌蜃尠兹吮娦桥踉掳阕鹁炊院?，就像美國絕大多數(shù)黑人雖然自己無緣做總統(tǒng)，但仍為他們的奧巴馬總統(tǒng)能夠贏得多數(shù)白人的選票而深感自豪一樣。
筆者過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制度性的排斥、歧視與單純觀念上的偏見不能混為一談。盡管制度性歧視會強化觀念上的偏見，但是人們能夠完全糾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視，對于純粹觀念上的偏見人們其實只能改變不公正制度對其的強化，以及通過輿論來促使其弱化，卻很難完全消除這類偏見。甚至如果不對他人構成侵權，個人保有某種“偏見”（比如信此教還是信彼教，以黑為美還是以白為美）還是多元社會中一種正常權利。例如：如果一個白人姑娘不愿選擇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見，你也很難指責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許，或者她愿意卻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這種干涉，那就是嚴重的問題，應該而且能夠糾正的了。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視徹底廢除，觀念上的偏見也還會存在?？纯疵绹睦泳蜁溃毟?、黑白之間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經濟的貧富更難完全交融。“美國式城市病”之所以與歐洲有很大不同，除了歷史上美國沒有歐洲那種富豪驅逐窮人的奧斯曼式傳統(tǒng)，遷徙自由更為發(fā)達外，也與美國的城市問題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關，窮人“驅逐”富人，在美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為黑人“驅逐”白人。而南非同樣有黑白問題（應該說比美國更突出），又經過黑人解放運動的勝利，徹底鏟除了白人驅逐黑人的奧斯曼式鐵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權利。于是，盡管非國大（更不用說南非共）在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傳統(tǒng)上并不“親美”，但是他們執(zhí)政下卻合乎邏輯地出現(xiàn)了“美國式城市化”，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對于這樣的現(xiàn)象，如果我們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認識的。但是今天到南非的不少中國人，不僅旅游者，甚至一些旅居南非多年的同胞由于不難理解的原因，過去從未去過索韋托，今天也極少去桑頓。但如果不看索韋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頓的繁華，只看淪為“鬼城”的約翰內斯堡舊商業(yè)-金融區(qū)的破敗，怎么能真正認識新南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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