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艾思奇、鄒韜奮影響

——八八回憶之三

我想，在敘述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夏兩年間的“生活最愉快一段”之前，先要倒溯我的思想道路。小小的年紀，我在初中時由巴金先生著作開蒙后，對舊禮教社會十分不滿，每在街上看到警察唬嚇饑餓瘦弱的人力車夫便覺憤憤不平。那次眼見抗日愛國分子燒毀做小生意店主的日本貨，便一陣心酸……這些日常生活所引起的疑問就迫使我對人生哲學（一個當時對我尚朦朧的名詞）起了好奇。讀了巴金之后，其次被我愛上的是魯迅諷刺丑惡世態(tài)的雜文。我的好奇終在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中找到解答。這一本薄薄的、講解得十分簡明的小冊子，介紹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初度認識。在我小小世界中所看到的強弱、貧富不平等的現(xiàn)象，好像《大眾哲學》中都有解釋。

另一個對我少年思想有影響的人物是鄒韜奮。我把在上海的哥哥所積集的《生活》周刊（后來改名為《新生》）看得津津有味，甚至對杜重遠與盛世才在新疆的一段糾葛也發(fā)生了興趣。（試問今日讀者中有多少還記得這些名字呢？）

初中時期的求知欲漸漸因我年齡成長而轉變了方向。我的第一個女友是我堂姊的密友，她那奇特美麗的名字——曼黛，我至今沒有忘記。她于早年去世，可我還記得初次嘗到親吻的滋味。任何人當都會有深刻的初戀印象。

在此同時，納粹進軍波蘭觸發(f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新聞，成為我們讀書小組（中共“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領導下）的討論主題，引發(fā)了我對時事新聞的興趣，一生沒有改變。

到了上海進復旦附中，與寧波的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但我深知，比我小兩歲的三弟早在活躍于地下工作，但他避免與我談論組織關系，而我踏進了上海新環(huán)境后，興趣范圍擴大，白天上學之外晚上進了孔另境（茅盾妻弟）主持的華光戲劇夜校，選了劇作課，接觸了當時劇藝界名人，如許幸之、趙景深、唐若青、魯思等。某天樂山的朋友胡導對樂山說，你哥哥高身材，賣相不錯，明星公司正在招考演員，何不前往一試？他叫我寄張照片給明星公司應征，不久果然收到回信，請我前往面試。主持面試的是明星公司的老板張石川。我答了幾個問題后，張老板對我說：“不行，你面相身材都好，不過你的寧波官話行不通。我也是寧波人，只是學不準標準國語。”

我的明星夢一下子就被打破。數(shù)十年后我每回國探親訪友，還是靦腆地被人戲笑我的寧波腔普通話，而我的侄兒們年輕一代，早已在學校中學了標準普通話。

我在圣約翰大學的四年中并未參加地下活動，除了讀書之外，最大的興趣是在寫文發(fā)表，其次是交女朋友。約大學生以“課外活動”（交友、舞會、騎腳踏車出游）著稱。我暗中可感到那些思想進步、參與地下抗日的同學們在旁嘖嘖閑言，把我當作只知白相、不問政事的紈绔子弟。到了后來，他們多成為我以“令狐彗”筆名所發(fā)表的短篇小說（述大學生社交、戀情故事）的讀者。

大戰(zhàn)結束、抗日勝利的那個夏季，正是我在約大畢業(yè)典禮中戴方帽子的時候。日軍占領期間曾準許美國教會所辦的學校存在，不過美國教授逐一被關入拘留營，最后，校長、教授都是清一色中國人，但是在敵偽壓力之下，學校不得不雇請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英文教授。此人講英語口齒不清咬字不準，常被一些同學們暗中取笑，在職一個學期后即回了日本。一般說來，在“珍珠港事件”發(fā)生至二戰(zhàn)結束的數(shù)年內，日軍與傀儡政府在上海前租界中的行為尚不十分暴虐；我只記得行人自外灘（前英租界）過外白渡橋前往虹口（前日租界）時，必須向立在橋口的日軍警衛(wèi)脫帽鞠躬。我有幾位相識曾被日軍憲兵隊抓去質問，其中一位是寧死不屈的柯靈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間，于戰(zhàn)時前往重慶與內地的政府機關人員以及其他社團人士大批返回上海，他們所帶來的法幣市價大漲，在使用偽幣的上海，其身價一如一九七九年中美復交后華僑回國所攜帶的美金。上海市面一時由冷清變?yōu)榉比A，夜總會、跳舞場、酒吧林立（一部分是供應突然大批來滬的美軍士兵的需要），國民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其行為好似打敗了敵人的勝利軍。在短短時期內，法幣不但回歸原值，而且因通貨膨脹而大跌。婦女們外出購物，必須雇用三輪車攜帶大捆的法幣。

我在大學畢業(yè)后，并不急急找尋職業(yè)，因那時樂山與我在新聞文化界已有一些小名氣，認識了不少在出版界任職的年輕編輯，我當時一心一意要在報界任職，恰好一位朋友楊復冬（筆名鐘子芒，后以兒童文學家著稱，不幸于早年逝世），將我介紹給報界名編陸小洛。小洛正在創(chuàng)辦一份名叫《辛報》的小報，他要楊復冬編文藝版，請他找一個能讀英文的國際版編輯，恰好我剛自大學畢業(yè)。那份報紙乃是國民黨黨委潘公展出資做后臺?！缎翀蟆冯m是小報，但與當時充斥市上的風花雪月，專載舞女、歌星、影星韻事的一般小報不同。我們的陣容是：封面要聞版，沈毓剛；里面的國際譯寫版，董鼎山；文藝版，楊復冬；體育新聞版，陳福愉（筆名桑榆，是當時最享盛名的體育新聞記者）。

二〇一〇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