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哈雷爾功成身退 馬爾金史上留名
艾希曼終于被推上了被告席，他的罪行被記錄成3000多頁的卷宗，站在特制的防彈玻璃罩里接受猶太人正義的審判，最終得到了應有的下場；親手擒拿艾希曼的摩薩德特工彼得·馬爾金功成名就，從此被稱為“摩薩德歷史上最出色的特工”。
艾希曼成了“腦震蕩病人”
1960年 5 月19日，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亞”號專機飛抵布宜諾斯艾利斯。代表團的成員們下了飛機后，就住進了阿根廷為他們早就安排好的國賓館去了，準備參加25日的隆重慶典。這時，艾希曼已在哈雷爾為他專門準備的“宮殿”里平平安安地被關押了8 天。
現在，哈雷爾并不擔心艾希曼的失蹤會引起阿根廷警方大規(guī)模的搜尋。因為他早就分析過了，艾希曼突然失蹤后，他的家人也不敢聲張，更不敢去報警。因為他們是以假的姓名身份隱居阿根廷的，是非法的，所以他們也會擔心被警方查出來后，招來地方當局的懲罰，所以他們即使是要去尋找，也只能是到一些靠得住的老朋友或熟人家里去詢問。而此時艾希曼的那些納粹黨朋友也不敢把事情鬧得滿城風雨，這些人現在首先得考慮考慮自己的處境。如果他們猜到艾希曼已經被捕獲了，肯定會想到自己的前程，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
事實證明哈雷爾的推測完全正確。在這8天的時間內，外界沒有任何有關艾希曼的傳聞，也沒有任何不相干的人光顧這間“宮殿”。
因此，哈雷爾就利用這8天的時間，做好了解運艾希曼的一切工作。他打算讓特遣行動小組的特工們都穿上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同時給艾希曼也套上一件，讓他也冒充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雇員。然后全部人馬乘坐機組人員的專車直抵機場。只要一上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專機，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哈雷爾早就得知，以色列代表團的成員在參加阿根廷的國慶慶典后，都不會坐專機從原路返回以色列，他們將從阿根廷去美國訪問，可能還會去其他的地方。所以這架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專機就成了他們押運艾希曼的專機了，這一切都給押送艾希曼回以色列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哈雷爾一再強調，在對飛機進行全面技術檢查和機組人員休整時間，有關機組人員必須毫不松懈地對飛機實行保護性監(jiān)視。
為了防止艾希曼在機場通過最后一道檢查口時狗急跳墻，向阿根廷執(zhí)勤人員泄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哈雷爾早就有了周密的考慮。5天前，他就在隨隊軍醫(yī)的建議下，讓一名摩薩德特工住進了當地的一家醫(yī)院，病因是他在一次“車禍”中得了“腦震蕩”。這位“病人”住院后，必須表現出他的智力狀況每天都在緩慢地好轉。這樣，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醫(yī)院簽署的醫(yī)療證明，和一份允許他返回他的祖國以色列“繼續(xù)治療”的許可證。
經過5天的準備，這一切都如期完成了。那個“病人”剛一出院，所有的出院文件和疾病證明都交到了那位精于偽造證件的摩薩德特工手里。兩個小時之后，阿根廷那家醫(yī)院開具的所有文件和證明書上，都被換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F在，即使阿根廷警方攔住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專車挨個檢查證件，特遣行動小組的特工也能對“機組成員”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態(tài)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并且能遞上一張真正的醫(yī)院診斷證明。
當時哈雷爾還想了一招。出發(fā)前幾天，他讓一些隊員天天晚上光顧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并且在那家酒店每一次都裝成喝得酩酊大醉的樣子，然后深更半夜地扶醉而歸，在大街上又唱又鬧招搖過市，讓其中的一個人裝成醉得人事不省的樣子，由其他的幾個人抬著回旅館，并且故意在那些巡邏的阿根廷警察面前經過。
開始一兩次那些巡邏的警察還在干涉，公事公辦地檢查他們的證件，后來看到那幾個人天天都是如此，那些警察也就見怪不怪了，幾乎連問都不問一下，甚至還覺得這些人有點可笑。
哈雷爾當時為什么要想到這一招呢？原來他做好了兩手準備，擔心萬一艾希曼到時候不配合裝不成“病人”，他就準備把他灌醉，然后把他像抬一個酒鬼一樣抬上飛機。不過后來這一招還是沒有用上。從到機場一直到后來通過安檢直到上飛機，那個艾希曼一直都“配合”默契，并沒有露出破綻。
1960年5月20日20時，在那幢秘密的鄉(xiāng)間別墅中，摩薩德特工做好了把艾希曼帶出阿根廷的最后準備工作。他們給艾希曼套上了“埃勒·粵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隊的醫(yī)生將一針特制的麻醉劑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鐘以后，艾希曼就對周圍的一切失去了知覺，只能在兩個人的攙扶下行走。在外人看來，他已經成了一個典型的腦震蕩患者。
到達機場后，哈雷爾便讓同事把機場候機室餐廳角落的一張飯桌全部占滿了，以防止萬一發(fā)生什么意外。他知道這是在別人的國土上，一直都得小心謹慎。摩薩德特遣隊的隊員都在候機大廳等待檢查，他們的周圍是幾百名正在進餐的機場工作人員、各國旅客和阿根廷的邊防警察。通過機場護照檢查的時候竟然出人意料地順利，邊檢人員甚至對這位“腦震蕩患者”表示了友善的同情。最后，這些使用假護照的以色列特工以及艾希曼全部通過了海關和護照檢查。哈雷爾不由得輕輕地出了一口氣。然后他們就全部順利地登上了停機坪上那架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亞”號專機。
剛一上飛機，兩名摩薩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進位于飛機前部的頭等艙室。在艾希曼的周圍，坐滿了“機組其他成員”，他們一個個佯裝呼呼大睡。這時，哈雷爾還吩咐飛機駕駛員減弱了艙內的燈光。在昏黃的燈光下，每個人的面部都變得模糊了。為了對付阿根廷方面對飛機可能的“例行檢查”，哈雷爾不愿冒任何風險。此時的哈雷爾失去了以往一貫的沉著與冷靜，急切地盼望飛機的起飛。據哈雷爾事后回憶，這是他一生中最難挨的時刻。
5 月21日零點，布宜諾斯艾利斯機場塔臺向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亞”號專機發(fā)出了“起飛”的命令。
在飛機上，機長經哈雷爾的同意，向機組人員宣布了此次飛行的特殊意義。有幾位機械師和機組人員得知抓獲了屠殺猶太人的兇手艾希曼之后，竟激動得抱頭痛哭起來。因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親屬和家人就是在納粹德國的集中營里死去的。
經過漫長的空中航行，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這架“布列塔尼亞”號專機終于順利降落在以色列的利達機場。
被告席上的防彈玻璃罩
哈雷爾在機場上把一切安排妥當，讓隨機的摩薩德特工人員看管已經蘇醒過來的艾希曼，他自己則立即驅車前往總理官邸。他知道本-古里安總理正在辦公室等他。
“我終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帶回來了。他踏上以色列的國土已經有兩個小時了。要是您批準，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給以色列警察局?！?/p>
哈雷爾十分興奮地向本-古里安總理匯報。
本-古里安總理雖然也很激動，但他卻沉思著，沒有馬上表態(tài)。過了一會兒，他才簡單地問了一句：“你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嗎？”
“絕對肯定?！惫谞柣卮鸬霉麛喽指纱唷?/p>
“那么由法官簽發(fā)逮捕令。我同意把這名納粹罪犯移交給稽查總監(jiān)，然后由我們國家的司法部門去審判他的罪行吧！”本-古里安總理下了命令。
5 月23日，本-古里安召開以色列內閣部長會議，把摩薩德在阿根廷捕獲艾希曼的情況通報給了部長們。當天下午4 時，本-古里安在議會大廳正式宣布這條消息。
由于工作關系，作為以色列摩薩德局長的哈雷爾很少在公開場合露臉，但是這一次他卻在本-古里安總理向議長提出要在議會上發(fā)言的前5 分鐘，悄悄地步入議會大廳，在內閣成員席后面的非內閣成員席上坐了下來。此時議會大廳里鴉雀無聲。摩薩德最高首腦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一雙藍眼睛直視前方。
本-古里安總理用充滿激情的聲音莊嚴宣布：“尊敬的議長和議員先生們，我必須向你們報告一個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門在南美洲某個地方找到并且抓獲了罪惡累累的納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F在，艾希曼已被拘押在以色列的監(jiān)獄里。不久，一個由猶太法官組成的法庭將對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進行審判……”
本-古里安總理的話猶如雷鳴閃電一般，很快從以色列議會大廳傳遍了全國，甚至傳到了世界各個角落。整個以色列沸騰了，全世界的猶太人在歡呼。本-古里安自己也激動萬分。這個從14歲開始就投身猶太復國運動、被人稱為有著“鋼鐵般意志”的猶太政治領袖，這一次竟克制不住自己，激動得連聲音都顫抖了。
這時，所有的與會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爾。此時的哈雷爾與直接參與這次捕獲行動的特工人員當然同樣是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然而，他們內心卻涌動著復雜的感情。多少個難以成眠的日日夜夜，還有那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無數次大海撈針一樣的搜捕……
但是此時此刻，哈雷爾卻一句話也不想說。
艾希曼被秘密地押解到以色列之后不久，阿根廷就向聯(lián)合國正式提交了一份抗議書，指責以色列綁架了它的一名公民。以色列當即致歉，但艾希曼仍然被拘押在以色列。后來聯(lián)合國安理會作出了決議，認為艾希曼“因其被指控的罪行而應該受到正義的審判”。阿根廷向聯(lián)合國遞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議書。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接受審判，被以“反人道罪”等15條罪名起訴。這次審判引起國際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殺受害者出面作證，為了防止在旁聽席上的聽眾過于激動而會當場刺殺艾希曼，在法庭審判時，法警們不得不特地制作了一個上面敞開的防彈玻璃罩，這個玻璃罩很大，足可以容納艾希曼和兩名衛(wèi)兵。艾希曼就站在那個特制的玻璃罩里接受審判。艾希曼面對其犯罪的控訴，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來回答。到后來，在審判的法庭上，面對那血漬斑斑的如山鐵證，這個當年殺人不眨眼的黨衛(wèi)軍頭目艾希曼竟然良心發(fā)現，帶著一種懺悔的口吻說：“我早應該把子彈射進我自己的腦袋?！?/p>
在無次數的審判中，旁聽席上的聽眾由于忍受不了觸目驚心的事實，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暈倒在法庭上。600萬慘死在納粹黨衛(wèi)軍之手的猶太人的冤魂，終于又一次聽到了正義的聲音。
1961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終判定阿道夫·艾希曼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屠殺大批猶太人的直接責任者，以“反猶罪”、“反人道罪”和“參加犯罪組織罪”等罪名判處阿道夫·艾希曼有罪，并判處死刑。以色列法庭為他做了3000多頁的案情記錄，完全符合史實，他可謂死有余辜。
1962年5月3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處以絞刑。艾希曼在臨刑前對押解他的一個以色列官員說：“我對你們的工作表示佩服。以我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門的經驗，你們這次抓捕辦得很在行?！?/p>
——這位以色列官員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當上了拉卡姆的局長。
6 月1 日早晨，太陽還沒露出地平線，瀕臨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萬頃。一艘以色列海軍小艇風馳電掣般地沖向大海。當小艇駛出以色列領海時，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軍軍官把一個鐵皮罐拋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轉頭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鐵罐里裝著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拋在遠離海岸的波濤中，因為他們不能讓自己的頭號敵人的骨灰玷污猶太人神圣的故鄉(xiāng)。一場曾纏繞了千千萬萬猶太人的噩夢結束了。
對情報機關來說，追捕阿道夫·艾希曼實際上是諜報史上典型的秘密情報活動之一：特工在千里迢迢的海外活動，使用偽造證件旅行，憑自己的智謀行事，最終抓獲了尋求的目標。此類行動通常都會有失算和不走運的情況，而每一個細小的失誤都可能使整個行動付諸東流。所以，在制訂方案、部署行動以及一系列的步驟和細節(jié)中，“追捕艾希曼”這一行動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十分迷人的純間諜技巧性問題。
納粹頭目阿道夫·艾希曼的下場震驚了全世界。摩薩德由此引起了國際情報界的刮目相看。哈雷爾以其高效率的諜報工作，為以色列情報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這些成就不僅僅讓世界認識到了摩薩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為他本人贏得了“情報天才”的美譽。幾乎所有國家情報部門的首腦都對哈雷爾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極大的欽佩和敬意，摩薩德也被國際情報界公認為“膽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內行的情報機構之一”。
親手將艾希曼成功擒獲的摩薩德特工彼得·馬爾金也由此名聲大振，被人稱為是“摩薩德歷史上最出色的特工”。他的這一壯舉書寫了他特工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筆。
馬爾金是出生在英國的猶太人。1930年，他隨家人搬到波蘭與親戚一起生活。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前，他和母親及時逃離了波蘭，來到現在的巴勒斯坦地區(qū)生活。馬爾金的姐姐和其他親戚因為簽證的原因沒能離開波蘭，最終不幸死于納粹大屠殺。得知這一噩耗的馬爾金發(fā)誓要為死去的親人報仇雪恨。
馬爾金14歲的時候就參加了猶太人地下組織。1950年，他加入摩薩德成為一名特工。馬爾金在摩薩德一共服役了27年，于1976年正式引退。在公開的業(yè)績里，除了親手擒獲納粹頭目艾希曼以外，他還曾抓獲一名混入以色列高層的外國特工，并阻止了一些納粹核科學家在二戰(zhàn)后參與埃及武器發(fā)展計劃的企圖。鑒于他出色的表現，馬爾金曾兩次獲得以色列最高榮譽——“以色列總理獎章”。
馬爾金在服役期間，為了掩人耳目，經常更名改姓、喬裝打扮，因此獲得了“偽裝大師”的稱號。他曾裝扮過藝術家、碼頭裝卸工、飛行員和商人，而他的國籍也一會兒是法國，一會兒又變成了德國或者美國。馬爾金曾經說過：“我大約使用過30多種不同的偽裝方式。有時候連我的母親、妻子和朋友也被我弄得暈頭轉向。”
1976年，馬爾金離開摩薩德后，開始鉆研繪畫和寫作，并成為一名真正的畫家。他曾在巴黎、倫敦、東京等地舉辦過畫展，還曾賣出過300多幅油畫和素描。馬爾金最有名的作品是他在阿根廷執(zhí)行任務期間，用油畫棒和水彩筆畫在一本《南美導游手冊》上的畫，畫面上描繪了馬爾金的一些親屬，以及阿根廷慶祝獨立150周年的場景。
除了繪畫以外，馬爾金還酷愛寫作。1980年，關于馬爾金的一部紀實小說在整個歐洲流傳開來，人們這才知道原來他就是親手逮捕艾希曼的人。馬爾金最著名的一本書是他在1985年出版的回憶錄，書名為《艾希曼在我手中》，此書還被拍成了電影。
后來，這位傳奇的特工在美國紐約去世，享年77歲。在他身后，留下了許多耐人回味的故事。
馬爾金應該是哈雷爾任職期間，摩薩德特工中最傳奇的人物之一。
哈雷爾呈交了一封辭職信
抓獲阿道夫·艾希曼之后，身為摩薩德局長的哈雷爾似乎已經走上了事業(yè)的頂端。在此前后，他還干過許多讓人吃驚的事。
1956年，他領導的摩薩德特工，曾經成功地從東歐駐蘇外交官手中，竊取了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的全文，并由哈雷爾親自前往美國交給中央情報局處理。
20世紀60年代初，一批德國導彈專家進駐埃及。埃及總統(tǒng)納賽爾希望德國人能幫助他的國家發(fā)展能夠用于未來埃、以戰(zhàn)爭的地對地導彈。哈雷爾確信，德國又一次加入了旨在滅絕猶太人的重大行動。為此，他展開了“達摩克利斯行動”。
以色列特工人員向那些德國科學家及他們的家人寄發(fā)內設陷阱的郵件，類似的恐嚇活動遍及了整個歐洲。這一次，哈雷爾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使用過的方法。當時，按照“阿穆恩”局長哈卡比的命令，郵包炸彈被寄到了那些負責從加沙地帶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報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報機關針對恐怖主義進行的第一輪暗殺中，兩位埃及高級情報官遇害。
在那些針對德國科學家的行動中，有幾人受傷，更多的人則遭到了恫嚇。但是，哈雷爾覺得他與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之間的關系變得極為緊張，因為這位總理不斷地提醒他，不要惹怒了聯(lián)邦德國政府。本-古里安實際上是在說：“別碰那些德國人。”
為了迫使那些德國科學家撤出埃及，哈雷爾作了進一步的努力。哈雷爾得知馬德里的納粹軍官奧托·斯科曾尼與一些駐開羅的德國科學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個特工小組冒充北約組織情報機構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見面，勸說斯科曾尼為了西方的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這在摩薩德內部人員中引起了不安。因為斯科曾尼同阿道夫·艾希曼一樣曾經服務于納粹。哈雷爾宣稱斯科曾尼只是一名德國老兵，而不是一名戰(zhàn)犯。
不但如此，哈雷爾還策反了一位在埃及為納賽爾工作的導彈科學家，這就是奧托·喬克利克博士。喬克利克博士是奧地利人，他是一名彈道學專家，更是一位冒險家。
哈雷爾勸喬克利克為他服務，這樣他便可以在從埃及掙得的大筆工資的基礎上再從以色列人手中掙得一大筆收入。這位奧地利人成了摩薩德的密探。離開開羅以后，他飛抵以色列，對埃及秘密導彈工程的情況作了全面介紹。喬克利克警告說，埃及正朝著這樣一個危險的目標疾步邁進：發(fā)展專家們所說的“最基本”的打擊力量。他們的計劃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而這些大規(guī)模破壞武器可以裝在德國設計的導彈上。這位奧地利人的話與哈雷爾的擔心完全吻合。
在職業(yè)情報官當中，哈雷爾獨立處理問題的習慣可謂有口皆碑。正是由于這一習慣，他沒有把喬克利克來以色列的情況告訴國防和安全機關領導層中的任何人。但是，國防部副部長西蒙·佩雷斯卻有他自己封閉的情報界內線，從那里，他獲悉哈雷爾的計劃和這位科學家的情況，于是堅持要見喬克利克，以便國防部要員向他詢問情況。
哈雷爾拒絕了。他堅持以色列情報界的傳統(tǒng)：各機構一般不交換秘密情報的提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報，而不是提供情報的人。知道他們的人越少，他們就越安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發(fā)牢騷，并威脅要辭職?！袄先思摇币钥偫淼纳矸菝罟谞栐试S國防部接觸喬克利克。作為國防部長，本-古里安將審問的任務交給了絕密機構拉卡姆的負責人賓亞明·布盧姆伯格。由于布盧姆伯格的人員中有些就是科學家，所以他們有資格判斷哈雷爾的觀點——埃及即將擁有威脅以色列生存的基本打擊力量正確與否。這一點自然激起了哈雷爾對布盧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有的憎恨。
布盧姆伯格的分析人員否定了喬克利克提供的有關所謂埃及導彈工程威脅情報的真實性，他們的結論是，這位奧地利人的科學家身份值得懷疑。
然而，哈雷爾仍然確信納賽爾正在策劃想要毀滅以色列的行動，他仍然相信喬克利克。哈雷爾派了一位名叫約瑟夫·本-蓋爾的以色列人與喬克利克一起前往瑞士執(zhí)行一項秘密任務。他們的任務是恫嚇海迪·戈爾卡——一位為埃及導彈工程工作的德國科學家的女兒。他們對海迪·戈爾卡說，如果她父親不立即離開開羅，就會出現災難性的后果。海迪·戈爾卡向瑞士警方報了案。1963年3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爾一家旅館附近逮捕了這兩位摩薩德間諜，并對他們進行公開審判，這使以色列非常難堪。他們最后被判處短期監(jiān)禁。這是哈雷爾犯下的第一個大錯誤。
盡管如此，哈雷爾還是認為有必要采取公開行動，證實德國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作，在瑞士審判期間也有必要進行一些解釋工作，讓全世界，起碼讓以色列人民相信這一點：納粹后裔還在以埃及作為基地進行導彈研究，并以此威脅他們剛剛建立的國家的命運。
于是，哈雷爾開始尋找記者作為摩薩德間諜前往歐洲對那里的媒體進行宣傳工作。有3位以色列高級記者在他的鼓動下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搜集更多的有關那些德國科學家的情況。
讓以色列記者充當間諜，這是哈雷爾犯下的第二個大錯誤。這些“半摩薩德”記者不停地發(fā)表有關導彈威脅的文章，這在以色列公眾中產生了極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惱火，他指責哈雷爾私自向報界透露消息，損害了以色列與聯(lián)邦德國之間正在發(fā)展的外交關系。那時，由于戴高樂對以色列逐漸冷淡的態(tài)度，以色列極度需要把聯(lián)邦德國視為可以代替法國的新盟友。
可是，作為情報機構的首腦，哈雷爾并不關心外交上的考慮或聯(lián)邦德國對于本-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堅持實施他的行動計劃。這是哈雷爾犯下的第三個大錯誤，從此他和總理本-古里安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深化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爾停止其私自組織的討伐行動，哈雷爾則予以拒絕。他想從本-古里安的工黨其他成員那里獲得支持，并試圖把外交部長果爾達·梅厄和財政部長列維·艾?？茽柪阶约阂贿?。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與哈雷爾之間在其他問題上也產生了分歧。前面講到的哈雷爾反間諜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爾熱衷于捉蛀蟲，但是捉到總理的頭上了。由于比爾是總理的密友，當比爾被確定為間諜而被抓捕的時候，本-古里安十分不快，因為這極大地掃了自己作為總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開始為哈雷爾擁有的過高權威而擔心。哈雷爾運用總理給予的權力發(fā)展了摩薩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起碼堅信這樣一點：作為梅穆內，他是不可替代的。這讓本-古里安受到了權力上的挑戰(zhàn)。
就這樣，以哈雷爾攻擊那些德國科學家為導火線，兩位老朋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巨大裂縫，洪水沖入了這一裂縫，摧毀了他們之間曾經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關系。
1963年3 月25日，喬克利克和本-蓋爾在瑞士被捕9 天之后，哈雷爾呈交了一封辭職信。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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