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錫伯族歷史與錫伯族語文的形成與發(fā)展
一、錫伯族：遷徙中形成的現(xiàn)代共同體
錫伯，錫伯語為sibe，是錫伯族人的自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錫伯族人口為190481人，主要分居中國東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兩地。內蒙古自治區(qū)、北京市也有散居，整體上呈大分散、小集中之狀。新疆有錫伯族人口34399人，主要分布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伊寧市、霍城縣、鞏留縣、塔城市、烏魯木齊市。
對于錫伯族族源，史學界有“滿洲同源說”
“鄂倫春同源說”“鮮卑說”三種看法。本書所述以“錫伯族起源于古代拓跋鮮卑”這一主流觀點為基礎，即錫伯族由“東胡—鮮卑—室韋”演變而來。
明代末年，“錫伯”這個名稱正式出現(xiàn)在歷史記載中。這是目前大多數(shù)學者的共識。在古典文獻《漢書·匈奴傳》、清代何秋濤《朔方備乘》、李文田《元朝秘史注》中分別以“犀毗”“西北”“席伯”指稱錫伯族先民，即“鮮卑遺民”?！肚迨贰M語辭典》中也有如下解釋：滿文為sibe，為族名。17世紀以前居住在今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倫貝爾和東北松花江、嫩江一帶，17世紀末陸續(xù)被編入滿洲八旗。披甲為兵，派駐東北三省各地。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由盛京（遼寧省沈陽市）征調錫伯官兵及家屬三千余人前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駐防，編為八個牛錄，統(tǒng)稱“錫伯營”。對此，對錫伯族歷史發(fā)展脈絡的梳理即從遠祖漢代東胡的一支——拓跋鮮卑開始。東漢末年，新興的匈奴擊破東胡，拓跋鮮卑駐守大鮮卑山。自公元48年，拓跋鮮卑先后南遷到今內蒙古呼倫貝爾附近及匈奴控制的腹地。當拓跋鮮卑遷走之際，部分留守此地，守護祖廟“嘎仙洞”。公元386年，遷走的拓跋鮮卑人自興安嶺中段進入中原，建立歷史上的北魏政權。自此到隋唐，鮮卑人被稱為“室韋”，即現(xiàn)代錫伯族的遠祖。北魏政權解體后，原來駐守祖廟“嘎仙洞”的那部分鮮卑人便分散到東北的嫩江、綽爾河和松花江流域等地，后來又先后歸屬于唐、遼、金和元政權，與漢族、蒙古族、女真人共同居住。
元朝，錫伯族先民在政治上主要隸屬于科爾沁蒙古。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以科爾沁蒙古為核心，包括生活在松嫩平原的錫伯人在內的九部聯(lián)軍向滿族努爾哈赤集團發(fā)動“九部之戰(zhàn)”；戰(zhàn)敗后，部分錫伯人投奔努爾哈赤集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爾沁蒙古所屬的錫伯（“九部之戰(zhàn)”中未投降的錫伯人）、卦爾察被進獻給清朝政府后，編入滿洲鑲黃、正黃、正白上三旗。自此，錫伯族結束了被蒙古科爾沁統(tǒng)治四百年的歷史。錫伯族被清王朝安排在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省扶余市）和烏拉（吉林省吉林市）三個離京城距離適中的地方駐防。他們受清王朝的直接管轄調配，被編入八旗組織后增強了自身軍事性、政治性?？滴跞四曛了氖辏?699—1701），為加強盛京防務，清政府又將錫伯族主體調至北京、盛京以及盛京所屬地區(qū)。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蒙古準噶爾部貴族叛亂以及新疆南部大小和卓的暴動促使清政府意識到新疆伊犁地區(qū)防務的重要性。于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派遣錫伯族軍卒“防御10員、驍騎校10員、兵1000名，攜其家眷3275人”（共派遣4295人，實際到達伊犁5050人）前往新疆伊犁駐防屯田。此次萬里西遷用時一年零四個月，是錫伯族歷史上的一次壯舉。1766年2月，錫伯官兵遷到“伊犁河之南（今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惠遠城對面之巴圖蒙柯巴克、綽豁羅拜興迤西，至豁吉格爾巴克一帶”（軍機處乾隆三十一年一月滿文月折檔），然后“按照索倫、察哈爾、厄魯特之例”，“亦設為一昂吉，下編六牛錄。其中四牛錄各為領催、披甲一百六十六人”（宮中滿文朱批奏折明瑞包第4號）。乾隆三十二年（1767），經伊犁將軍阿桂奏請，增編兩個牛錄，組建錫伯八旗，并在此基礎上開始組建錫伯營。此后經設委官、添甲兵，至道光八年（1828），錫伯營最終確立，與當時察哈爾營、索倫營、錫伯營、厄魯特營組成“伊犁四營”。錫伯營下設八旗，均設182人為一牛錄，形成軍事、行政、生產三位一體的組織。錫伯族軍民除防守卡倫，赴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換防，巡查伊犁西南的布魯特和北部的哈薩克，還用勤勞的雙手建設家園，鑿渠引水，開荒屯田。錫伯營人口逐年增加，田地不敷耕種，伊犁地區(qū)農業(yè)迅速發(fā)展。錫伯營依然遵循八旗制度和軍隊各項后勤制度，這為正常運營和軍民的屯墾戍邊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同時，嚴格的官兵訓練制度極大提高了錫伯營的作戰(zhàn)能力。1938年，伊犁地區(qū)八旗制度被廢，伊犁各營撤銷；隨即建立“河南縣”，次年改為“寧西縣”。1954年，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正式成立。1958年，自治縣以區(qū)、鎮(zhèn)為單位成立了人民公社。新疆錫伯族為保衛(wèi)、建設西北邊疆，維護祖國統(tǒng)一作出了不朽貢獻。
縱觀錫伯這個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fā)展過程，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四個特征：
第一，作為明朝末年才正式生成的史上公認的“想象共同體”，錫伯族是比較晚近的民族，或者說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現(xiàn)代民族。而從“鮮卑說”族源這一角度講，錫伯族生成的母體支系文化比較龐雜，歷史淵源的縱深性又讓它可以被稱為一個古老的民族。
第二，取他族文化之長，形我族文化之性，這是伴隨錫伯族生成的民族文化的特性。從古至今，不論遷徙、征戰(zhàn)、屯墾、戍邊，錫伯族一直處于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他們人口不多，或主動或被動地向漢族、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民族文化學習，使得自身文化天然地帶有包容性與適應性?？梢哉f，這也是錫伯民族在各族殺伐、逐鹿中原的歷史中生存、發(fā)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其自古和漢族文化關系為例，北魏政權第一次掀起錫伯族先祖學習漢文化的浪潮。孝文帝時期，北魏正式遷都洛陽。為鞏固政權，孝文帝拓跋宏采取了一系列學習漢文化政策。以后在歸屬唐、遼、元、清王朝時，也從未間斷過與漢族文化的聯(lián)系，尤其清朝大舉推行滿漢共濟的文化政策以及盛極一時的滿文文學更是為錫伯族學習漢族傳統(tǒng)文化提供了契機。在歷經新民主主義革命、創(chuàng)制文字、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并進行現(xiàn)代化建設之后，漢族古典文化底蘊對錫伯族文化、文學的影響更加不言而喻。
第三，西遷至伊犁是錫伯族今天分居東北和新疆的歷史原因，也是新疆錫伯族完好地保留并傳承母語、文化的歷史根源之一。
第四，農業(yè)文明的發(fā)展。原為漁獵經濟的錫伯族在1世紀以后，不斷遷徙，逐漸進入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他們和漢族及其他民族雜居，接受先進的生產技術，社會經濟生活發(fā)生很大變化。明朝末年，錫伯族進入農業(yè)社會。
總體來看，清朝對于錫伯族來說，意義重大。首先，現(xiàn)代民族共同體誕生的前身產生于清朝。先是錫伯編入滿洲八旗，后在新疆伊犁組建錫伯營——這個穩(wěn)定的軍政合一的組織為現(xiàn)代民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其次，錫伯族的農業(yè)在清朝正式得到發(fā)展。最后，錫伯族掌握滿語文的同時，全面接觸漢族傳統(tǒng)文化。
錫伯族當代母語詩歌，是錫伯族、中華民族語言藝術殿堂的瑰寶，也是錫伯族積極向漢族、滿族文化借鑒的結晶，是中國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藝術結晶。
二、錫伯語（文）的形成與發(fā)展
錫伯語（文）屬于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錫伯文是1947年對滿文略加改變而形成的音位類型拼音文字，其書寫特點具有歷史承繼性，書寫順序從上到下，行框從左到右。錫伯文有121個形體字母，5個元音字母，19個輔音字母，10個外來音專用字母。錫伯文字構型有字頭（uju）、字牙（organ）、字圈（fuka）、字點（tongki）、字尾（uncehen），以及連接字母的豎線、不同方向的撇；每個字母在詞的不同位置形成獨立、詞首、詞中、詞尾四種形式。
錫伯文經過“粟特文—回鶻文—蒙古文—老滿文—新滿文—錫伯文”的演變過程。1599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蓋二人參照蒙古文字頭創(chuàng)制滿文，俗稱“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1632年，達海進一步改進，創(chuàng)制“新滿文”。“老滿文”和“新滿文”的創(chuàng)制為清代滿語、滿文的“國語國文”地位確立奠定了基礎。而后，中國古典著作《論語》《周易》《詩經》《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西廂記》等的滿文譯本為清朝少數(shù)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學習提供了平臺?？滴跞荒辏?692），錫伯族歸屬滿洲，編入滿洲八旗。此后他們開始全面接觸、接受、學習滿文。乾隆二十九年（1764），4 295名錫伯族軍民西遷至新疆伊犁后，伊犁錫伯營森嚴的八旗制度、封閉的自然地理與良好的經濟文化條件使他們在屯墾戍邊過程中將滿文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1946年7月，錫伯族知識分子在伊寧市創(chuàng)辦錫伯文報紙“sulfan jilgan”，意為“自由之聲”。這是“一周二刊”式的八開油印報紙。1947年，成立于新疆伊犁“三區(qū)”革命臨時政府所在地伊寧市的“錫伯索倫文化協(xié)會”設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議興辦母語報紙。為此，吳扎拉·薩拉春等老一輩學者建議，改革現(xiàn)行滿文。于是經政府批準，文字改革委員會就此改革滿文，創(chuàng)制錫伯文。具體內容是：廢除滿文第6個元音字母ū和與此相關的13個音節(jié)，保留ū這個音位，并增加wi、wo、wu 3個形體字母，改進個別字母書寫規(guī)則（fa、fe、fi、fo、fu書寫時出頭；wa、we、wi、wo、wu書寫時不出頭；舌根音與小舌音k‘的書面文形式都寫成一個字牙、兩個點）。這樣，改革后的滿文，由121個音節(jié)構成，同時擁有“十二字頭”和“兩字連成的切音字”，正式被命名為錫伯文。這為錫伯語提供規(guī)范的書寫系統(tǒng)，對拓展錫伯族母語的社會功能與繁榮錫伯族文學、文化具有重大意義。隨后，錫伯文進入新疆錫伯族中小學基礎教育。1991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語委會的支持與幫助下，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縣政府制定并通過《現(xiàn)代錫伯文學語言正字法》，以地方法規(guī)形式公布實行。這是現(xiàn)代錫伯語走向規(guī)范化、科學化、法制化的標志。錫伯語成為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里錫伯族的主要交際工具，對傳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這也為學習、研究滿語提供文化環(huán)境，對漢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和俄羅斯族等多民族語言接觸與語言關系研究具有借鑒意義。同時，錫伯語的通行與錫伯族歷史文獻的留存對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的語言、文化研究具有推動作用。
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成立后，《自由之聲報》于1954年更名為《新生活報》；自國家民委將一套錫伯文鉛字和印刷設備贈予自治縣后，《新生活報》從油印改為活字鉛印?！拔母铩逼陂g，《新生活報》被迫停刊。1974年10月，復刊后的《新生活報》更名為《察布查爾報》，沿用至今。目前，《察布查爾報》仍是“一周二刊”式的綜合性錫伯族報紙，全年出報100期。截至2015年12月31日，《察布查爾報》已出報5015期。作為全國乃至全世界唯一一份錫伯文報紙，《察布查爾報》是錫伯族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對錫伯民族語言文字的保留、發(fā)展、傳承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對滿文化歷史研究有著重要貢獻。報紙主要分為綜合要聞、農業(yè)科技、法制教育、文化藝術四個版面。《察布查爾報》中的“文化藝術”版面通常設在第三版，有個別期次安排在第四版或三、四合版。此版面大多隨機選取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烏魯木齊的錫伯族老一輩知識分子和關心錫伯族文化發(fā)展的老先生們的原創(chuàng)作品、翻譯作品。作品通常篇幅短小，語言質樸，情感真摯，耐人尋味。自1974年至今，《察布查爾報》上所刊發(fā)詩歌的作者比較集中，詩歌主題也比較鮮明，是錫伯族當代母語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陣地。
第二節(jié) 錫伯族母語詩歌發(fā)展綜述
一、錫伯族古代母語詩歌
（一）何耶爾·文克津《來自輝番卡倫的信》
創(chuàng)作于清代咸豐初年的書信體散文《來自輝番卡倫的信》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錫伯族古代母語文學作品。這篇于19世紀50年代在新疆錫伯族民眾中廣為流傳的散文，由察布查爾縣五牛錄（鑲白旗）何耶爾·文克津創(chuàng)作。作品主要講述作者以卡倫侍衛(wèi)，即galai da（翼長）的身份從錫伯營駐地察縣（今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出發(fā)去輝番卡倫（今俄羅斯境內）換防就職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通篇文采斐然，情深意切。新中國成立后，管興才曾將其翻譯成漢文，但一直未見發(fā)表。直到1981年，肖夫將其譯成漢文。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篇錫伯文手寫影印版。。2014年，永志堅公布了他在世紀之交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民族事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局）少數(shù)民族古籍辦退休之前搜集到的該信的手抄文本，這是由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八牛錄（鑲藍旗）英保抄寫的、迄今為止最早的手抄本。通過查找大量滿、漢文檔案資料和歷史文獻，他對該信的來歷和抄寫時間、作者的生平簡歷、作品寫作年代，以及文本的釋讀和翻譯等問題，提出新的看法。經他考察，文克津創(chuàng)作此文時已是五十多歲。
作品基本以卡倫所處位置、周邊地理布局以及侍衛(wèi)駐防心理為線索，用凝練而優(yōu)美的語言描繪出察布查爾至輝番卡倫沿途的自然風貌、氣象地理與卡倫歷史，在濃郁的思鄉(xiāng)情緒中洋溢著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和衛(wèi)國戍邊的責任感，極具藝術色彩。同時作品具有歷史價值。“cicigan（齊齊罕）、ceji（策濟）、samal（薩瑪爾）”等村屯當時都是中國領土。作品言辭精美，詩意盎然。惦念友人，直抒胸臆——merkirengge erle hing sembi，即“懷友之情，愈加孜孜然”。gisun gūlmin hoo?an foholon be dahame，“因言長而箋短”。行途困頓，詩興不減——morin yonggan i dele yaburede fatha i oron ujen，意為“馬履沙地，其蹄亦沉”；burki jugūn faihacara mujilen ilhanga enggemu，意為“慢馬春愁壓繡鞍”。路上所見，若有所思——gebu aisi i jugūn encu，niyalma de meimeni mujilen bisere，意為“名利異途，人各其心”。詩人對輝番卡倫廟堂里這副對聯(lián)的描寫更是精美凝練：emu mujiren i sain bodugon be mutebumbi，minggan bade ferguwecuke gungge be ilibumbi，意為“一心成良謀，千里建奇功”。詩人對換防工作的嚴謹態(tài)度也溢于言表：ekshere mujiren tuwai adali ofi，ba i arbun be tuwara sholo akū，alban i bilgan jijuha i gese de ai gelgun akūmajigeheolendembi，意為“因心急如焚，無暇觀賞風土人情，且換防有限，又何敢懈怠”。如此，一個保衛(wèi)邊疆、勤于職守的卡倫侍衛(wèi)的形象躍然紙上。從niy-engniyari dubede（春來）到bolori ujude（秋初），駐守半年，詩人便是那“boo boigon akūhūdun bedereki seme gūnirknūgge（不思速返家鄉(xiāng)）”“buyenin beliyen（情癡）”之人。同時作品如此詩意地再現(xiàn)詩人對家鄉(xiāng)的眷念：“dergi baru ili bira be hargashci，boobe saburku！Wargi baru karaci，amba yunggan hetu daliha-bi”，意為“西望伊犁河歷歷在目，唯不見家鄉(xiāng)何處！轉眸東睹，大漠橫阻去路”，讀來口角噙香，耐人尋味。
（二）《喀什噶爾之歌》
產生于19世紀30年代的《喀什噶爾之歌》，是錫伯族文學史上首部戰(zhàn)爭題材的民間敘事長詩。1984年，由蘇德善搜集、整理成錫伯文后，收錄在作品集《喀什噶爾之歌》中，后由賀靈翻譯、整理成漢文。
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新疆南部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發(fā)生“張格爾之亂”。為維護祖國統(tǒng)一，清政府先后調遣伊犁錫伯、索倫、厄魯特、察哈爾、滿等營官兵以及關內增援兵數(shù)萬人進行平亂。在總管額爾古倫的指揮下，錫伯營數(shù)百官兵立下戰(zhàn)功?！犊κ哺翣栔琛酚迷娨獾恼Z言記述這次平亂戰(zhàn)役的全過程，展現(xiàn)伊犁各營尤其是錫伯營官兵與敵作戰(zhàn)的英勇場面。其詩作史料價值高于文學價值，在錫伯族群眾中間廣為傳抄。
二、錫伯族現(xiàn)代母語詩歌
民國二三年（1913或1914年）間，錫伯族母語文學擁有了發(fā)展的土壤。由薩拉春等人發(fā)起的群眾性文化團體——“尚學會”在伊犁州成立。隨后，伊犁錫伯營四牛錄又成立了“興學會”。兩學會積極開辦學校，提倡新教育，鼓勵錫伯族青年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一時間，當時進步知識分子詩歌、散文、小說創(chuàng)作及翻譯文學開始興起。這些作品在當時被新設學校普遍選用為課本。遺憾的是，流傳下來的作品寥寥無幾。
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以色普希賢、薩拉春、何耶爾·柏林、柏雪木為首的母語創(chuàng)作者紛紛活躍起來。到30年代，在到新疆組織活動的毛澤民、陳潭秋等中共黨員和茅盾、張沖實、趙丹、徐滔等革命文學藝術家的指引、感染下，一批錫伯族知識分子和青年學者積極參加“反帝會”，創(chuàng)立“錫伯索倫滿洲文化促進會”。促進會創(chuàng)辦錫伯文刊物《朝霞》，一時成為眾青年的創(chuàng)作陣地。當時留下一些優(yōu)秀作品，薩拉春中篇小說《真正的金子》即是代表作。到了40年代，郭基南先后發(fā)表短篇小說《委員——選舉誰？》《羊的故事》《黃老木匠》《李掌柜買公債》。成立于1947年的“錫伯索倫文化協(xié)會”在伊犁州伊寧市開展民族教育活動，創(chuàng)辦錫伯文油印版《新路報》，開始編印錫伯文課本，鼓勵知識分子進行文藝創(chuàng)作。隨即，柏雪木《汗騰格里頌》，薩拉春《我們的生活方式》《明媚的春天》等一些優(yōu)秀作品相繼問世。
三、錫伯族當代母語詩歌創(chuàng)作
2014年，顧松潔較為細致地歸納了現(xiàn)當代錫伯族母語文學創(chuàng)作。筆者以此為參考，結合自己搜集的材料，以時間為線索，對錫伯族當代母語詩歌創(chuàng)作作出如下梳理。
新中國成立后，錫伯族母語文學正式興起，其間錫伯族翻譯文學有所發(fā)展。素來有“翻譯民族”之美譽的錫伯族具有良好的語言、文學翻譯傳統(tǒng)。新時代的錫伯族知識分子大多依舊精通數(shù)種語言、文字，所以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經過錫伯族民間歌手與知識分子的再創(chuàng)作，成為婦孺皆知的詩歌體《依蘭古倫舞春》（《三國之歌》）。其他古典文學著作如《西游記》《東周列國志》《岳飛傳》，錫伯文譯本也陸續(xù)流傳下來。良好的翻譯文學態(tài)勢為錫伯族母語創(chuàng)作提供了氛圍與契機。何耶爾·興謙的敘事長詩《懷詠素華》《喀爾莽阿》，格吐肯的敘事長詩《淚水與露水》《孤女沉冤》等作品都在錫伯族民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前文提到的歷史長詩《喀什噶爾之歌》、贊美錫伯族青年與維吾爾族姑娘純真愛情的敘事長詩《拉西賢圖》，都在錫伯族民間廣為流傳。
（一）“十七”年錫伯族母語詩歌創(chuàng)作
管興才整理、創(chuàng)作的《西遷之歌》是這一時期留存下來母語文學的瑰寶，它以錫伯族民間流傳的遷徙歌與錫筆臣漢文詩歌《離鄉(xiāng)曲》為整理、創(chuàng)作的母本。
先從錫筆臣《離鄉(xiāng)曲》談起。被尊稱為“錫老大人”的錫筆臣（1842—1909），原名錫濟爾琿，姓卦爾佳氏，字筆臣。他是清末伊犁錫伯營堆齊牛錄（正紅旗）人。1906年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被授予“副都統(tǒng)”銜。他精通滿文、漢文，博覽群書，潛心修學，積極倡導漢文化、發(fā)展社會文化事業(yè)，為歷代伊犁將軍賞識；他培養(yǎng)了一批兼通錫漢的優(yōu)秀學生，1917年取名為“錫公學?！钡腻a伯營堆齊牛錄興學會會辦學校就是錫伯族民眾對錫筆臣尊敬與愛戴的深刻表達。錫筆臣晚年所作《離鄉(xiāng)曲》是其生前所作諸多優(yōu)秀漢文詩中唯一留存下來的一部。
《離鄉(xiāng)曲》原名《錫伯族由東北西移時之離鄉(xiāng)曲》，由錫伯族歷史淵源、清朝初年的安定生活講起，從背景、離別、行程與伊犁農耕生活四個層面講述西遷的全部過程與功績。全詩共120行，結構嚴整，每兩行為一節(jié)；每小節(jié)四句，采用七言形式，一、三句押韻。言簡意賅的行文風格掩蓋不住文辭的優(yōu)美，同時蘊含著濃厚的情感——詩人用“堯天舜日”表達清康熙年間的國泰民安與錫伯族的安穩(wěn)生活；用“煌煌不敢留”表達錫伯族軍民聽從清乾隆帝調遣、戍邊屯守的無奈與決心。“高堂”“青眼”等一些詞語的運用，體現(xiàn)出詩人深厚的漢文化功底。
1959年，管興才在考證西遷路線、總結和整理錫伯族西遷后流傳的遷徙歌與錫筆臣《離鄉(xiāng)曲》的基礎上作《西遷之歌》。后由佘吐肯將其翻譯成漢文，獲1981年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優(yōu)秀作品一等獎。與《離鄉(xiāng)曲》相比，全詩在內容上更為飽滿。作品共548行，依舊安排比較整齊的結構，每兩行為一小節(jié)，每小節(jié)同時押頭韻、尾韻。
全詩分為“別了，故鄉(xiāng)”“艱難的歷程”“開拓新土地”“西陲風云”四部分，分別從西遷背景、皇帝下旨、親人別離、西遷征程、開挖察渠、農耕畜牧六個方面描寫錫伯族這次萬里壯舉，情感真摯，筆觸細膩。如第一部分，詩人以dergi amargi（西北）確指伊犁的地理位置，emu ho?o（指“西北角”）說明新疆伊犁不可替代的自然屬性和政治屬性，usun gurun（烏孫王國）交代伊犁的歷史文化淵源；第二部分，gurun jecen be feshelehe，gūsai irgen te-bunere（守衛(wèi)國界，調遣兵民）一語中的，指出西遷目的；第三部分，詩人生動地展示出在manju ejen i hese（清帝下旨），minnga xibe be sonjofi，ili de tebune seme afabuha（抽選錫伯人數(shù)千，遠戍邊防到伊犁）后，mukden golo si-be（奉天的錫伯）、girin goloi irgen（吉林的庶民）、sahaliyan ula i irgen（黑龍江的百姓）、gufu gugu（姑父姑姑）、nakcu nekcu（舅舅舅母）、uksun mukūn（親戚）、niyaman gucu（朋友）紛紛不忍話別，攔道痛哭；第四部分，yabura joboro，niyaman silhi meijembi（風餐露宿，勞累至極）是錫伯軍民西遷途中艱難、辛勞境遇的真實寫照，等等。
在《西遷之歌》中，詩人以綿長細膩的情感著力描繪錫伯族軍民同心協(xié)力、攻堅克難、保家衛(wèi)國的精神。經過歷史的沉淀，這升華為錫伯族的民族精神，為后世錫伯族文學取之不盡的源泉。
（二）新時期錫伯族母語詩歌創(chuàng)作
新中國成立后，以管興才為代表的錫伯族第一代母語詩人一直堅持創(chuàng)作，同時以舒慕桐、玖善、郭基南為代表的第二代母語詩人開始成長起來。“文革”期間，錫伯族文學創(chuàng)作走入低谷，母語創(chuàng)作者寥寥無幾，只有兼及漢、錫雙語的舒慕桐、玖善、郭基南、趙令福、何耶爾·興謙等詩人、小說家繼續(xù)執(zhí)筆。同時，手抄作品在傳閱時難免遭遇自然損耗，尤其是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慘遭浩劫。所以，有很多優(yōu)秀作品以及一些中外名著譯文都付之一炬。
新時期，錫伯族母語詩歌出現(xiàn)良好發(fā)展勢頭。曹美玲、爾吉春、富爾和春、富金才、富倫泰、富謙、高青松、格吐肯、格準、公斤、顧爾佳·忠浩、瓜爾佳·文明、關舒德、郭美玲、郭學昌、郭元兒、浩然、何耶爾·興謙、吉慶、金生、卡爾塔里、林松、佘吐肯、盛豐林、舒慕桐、蘇崇安、佟麗玲、佟兆飛、顧爾佳·圖奇春、文林、吳常春、吳扎拉·春兒、楊震遠、伊克津太、扎克善、趙志高、忠錄等近40位詩人集中在《察布查爾報》上發(fā)表詩歌，其中包括以佘吐肯著，郭基南等譯《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為代表的、極富詩意的歌詞作品。同時，郭基南的個人詩集《心之歌》與其編選的《詩歌選集》，新疆人民出版社錫文室編的《詩集》，爾吉春詩集《家鄉(xiāng)頌》，郭基南、郭曉亮《情感的火花》，賀元福敘事詩《伊犁河》相繼出版。錫伯族母語詩集雖只有寥寥幾冊，但它們的問世非常不易，也展示出詩人良好的創(chuàng)作風貌。
在《察布查爾報》與以上6部詩集中，筆者搜集到的錫伯族母語詩歌作品（除去重復發(fā)表）共707篇。下面分四個時期分別予以介紹：
1.1974—1989年
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錫伯族母語詩歌主要抒發(fā)詩人對新中國、對中國共產黨、對本民族的無限熱愛之情。搜集到的詩歌作品共133篇。
這一時期的母語詩人主要有郭基南、關舒德、佘吐肯、爾吉春、佟兆飛、富倫泰、顧爾佳·忠浩、格吐準、吉慶、金生、扎克善、富謙、楊震遠、郭元兒、郭美玲、浩然、何耶爾·興謙、格吐肯、郭學昌，作品共123首。
郭基南詩作主要收錄在個人詩集《心之歌》與多人選編的《詩集》《詩歌選集》中，共67篇（組），代表作有《永記愛新舍里》《城郊春詠》《祖國贊歌》《春雨》《故鄉(xiāng)情》等。關舒德詩作共10篇。在《察布查爾報》上發(fā)表6篇（組）詩歌，分別為《村莊里》（詩三首）、《中國革命贊歌——紀念毛主席誕辰九十周年》、《“相同”媽媽驅鬼》、《錫伯族贊歌》、《獻給我的故鄉(xiāng)——察布查爾》、《村莊的變化》，另收錄在《詩集》里的作品有4篇，分別為《春日》《晨光》《騎射之歌》《教導兒孫》。佘吐肯于1974年11月7日在《察布查爾報》上發(fā)表詩作《永遠感謝毛主席》，后改名為《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并譜成歌曲，在錫伯族民眾中廣為流傳。爾吉春在這一時期有10篇作品。收錄在以上兩本詩集里的作品有《察布查爾畫像》《察布查爾渠》《寶地》《落實四個現(xiàn)代化》《時世》《黨——親愛的母親》《我的故鄉(xiāng)——察布查爾》《歌唱友人》，還有發(fā)表在《察布查爾報》上的2篇詩歌《春之隨感》《幸福時代》。佟兆飛共有9篇作品收錄在《詩集》里，分別是《草原里的方琴》《雨后》《偶得一組詩》《水上歌聲》《致契友鴻》《病中致女友人》《雁池湖畔行吟》《渠邊吟》《八月十五舉國歡慶》。富倫泰的《路》收錄在《詩歌選集》里，《燒酒》發(fā)表在《察布查爾報》上。顧爾佳·忠浩的《改革之贊》《心聲》收錄在《詩歌選集》里，《追憶歷史》發(fā)表于《察布查爾報》。楊震遠的《在察布查爾》收錄在《詩集》里，《周總理留在察布查爾的印跡》發(fā)表于《察布查爾報》上。格準的《察布查爾繁茂的原野》《勸誡阿古》、吉慶的《立在邊疆望北京》、金生的《“四·一八”花開》、扎克善的《熱愛我們〈察布查爾報〉》、富謙的《無比幸福的生活》、郭美玲的《騎射能手——郭美珍》、趙志高的《歌唱吧，察布查爾》等作品皆發(fā)表于《察布查爾報》。浩然《紀念“四月十八”》、何耶爾·興謙《永記愛新舍里》皆收錄于《詩集》中。郭元兒有2篇作品收錄于《詩集》中，格吐肯、郭學昌分別有2篇詩歌收錄在《詩歌選集》中。
另外，《察布查爾報》上還有10篇作者不詳?shù)脑娮鳌?/p>
2.1990—2000年
這十年的母語詩歌共有170篇，主要詩人有郭基南、關舒德、爾吉春、顧爾佳·忠浩、富倫泰、舒慕桐、高青松、公斤、佟麗玲、郭美玲、伊克津太。其中郭基南在這一時期的作品有《歲月》（2000年）、《祖國母親，我深深地愛著您》（2000年）、《伊犁河》（1995年）、《四季賦》（1999年）、《隨感錄抄一束》（1993年）、《歡騰》（1994年）等14篇（組），發(fā)表于《察布查爾報》上共124篇，詩集《家鄉(xiāng)頌》共收錄爾吉春32篇（已除去重復發(fā)表的）作品。分別簡要介紹如下：
（1）《察布查爾報》。
1990年的作品只有1篇，即楊震遠的《白石峰》。1991年，共有作品12篇。這一年里，以高青松、公斤、顧爾佳·忠浩為代表的詩人主要通過作品歌頌黨和人民軍隊，弘揚雷鋒精神，以及贊美自己的家鄉(xiāng)。1992年，共有作品7篇。佟麗玲再現(xiàn)民族“西遷”，何堅韌以詩達“勸誡”之目的。1993年，共有作品13篇。佟麗玲連發(fā)6篇詩歌，皆為家鄉(xiāng)、自然風情抒懷之作。1994年，共有作品2篇，即公斤的《歷史的追思》與爾吉春的《察布查爾》。1995年，共有作品5篇，其中有爾吉春的歌頌祖國之作，顧爾佳·忠浩的歌頌中國共產黨之作。1996年，共有作品2篇，其中有伊克津太緬懷鄧小平同志之作。1997年，共有作品9篇。其中，關舒德以詩歌形式介紹《孫子兵法》，伊克津太贊頌“四一八”西遷節(jié)，舒慕桐為香港回歸傾情而作。1998年，共有作品36篇。以關舒德、富倫泰、郭美玲為代表的幾位詩人，既有歌頌新時代民族團結、反對貪官等較為宏大的主題，也有吟詠季節(jié)、悼念故友、贊美親情等個人抒懷，創(chuàng)作范圍逐步打開。1999年，共有作品8篇。顧爾佳·忠浩、公斤的作品緊跟時代脈搏，如《戒毒》，同時熱切贊頌家鄉(xiāng)的巨大變化。2000年，共有作品29篇。以顧爾佳·忠浩、舒慕桐、關舒德為首的詩人，真情力作，從慶祝澳門回歸、反對“臺獨”到贊頌民族女干部盡職盡責的工作精神，從展望家鄉(xiāng)美好未來到反思、領悟人生真諦，展示出新時代母語詩人良好的創(chuàng)作風貌。
（2）爾吉春《家鄉(xiāng)頌》。
此詩集收錄了爾吉春32篇作品，多數(shù)為時代、祖國和家鄉(xiāng)頌歌。代表作品有歌頌祖國和黨的《紅色十月之贊》《親愛的黨——我的母親》《十月的伊犁》《民族團結萬歲》《共產黨員》《祖國贊》；贊頌農業(yè)發(fā)展、農民形象的《一個以農業(yè)立身的孩子》《我是一個農民》；贊頌個人的《為保衛(wèi)邊疆戰(zhàn)士而作》《少女》《hūsihar halangga老師》《牧人楷模之歌》《牧童之歌》等。爾吉春的詩歌一般篇幅短小，結構整齊，節(jié)奏明快。
（3）郭基南20世紀90年代的作品。
筆者于《情感的火花》中搜集到郭基南20世紀90年代的作品14篇（組）。這些作品可以說貢獻了一場母語創(chuàng)作盛宴，語言精美，用詞細膩，顯示出錘煉技藝之老道。一篇《歲月》，在反思人類文明歷史中回顧百年中國的巨大變遷，抒發(fā)詩人愛憎分明的滿腔熱忱。這是一個目睹新中國翻天覆地變化的民族智者深情的吟誦，是一個近百歲詩人在新世紀回望歷史、展望未來的歌唱。這樣的歲月之思，融個人情懷與時代感悟為一體，充滿了厚重感。《祖國母親，我深深地愛著您》《祖國贊歌——慶建國50周年》《啊，澳門回來了》《伊犁河》等歌頌祖國、家鄉(xiāng)的詩作，大氣磅礴中不乏細膩、婉轉之思。個人隨感《四季賦》《隨感錄抄一束》等作品，優(yōu)美的文辭中蘊含哲理之思。
3.2001—2010年
2001年，共有作品24篇。其中關舒德有13篇詩作，內容涉及“歡慶建黨八十周年”“歌頌家鄉(xiāng)變化”“贊頌家鄉(xiāng)涌現(xiàn)出的先進人物”等，鐵山有2篇反思人生、個人抒懷的作品。
2002年，共有作品56篇。其中關舒德長詩《難忘的夢》，分25篇獨立連載，包括《引言》《生孩子》《仁父》《慈母》《窮人翻身》《我的青年時代》《回憶難兄難弟》《決心接受教育》《上學》《少情愛》《找到愛人》《娶媳》《母親離世》《擔當責任》《叔叔之孝悌》《永遠思念》《夜的回憶》《夢中見面》《弟弟》《一個美麗的人》《思念妻子》《賢妻》等。高青松、顧爾佳·忠浩、顧爾佳·圖奇春、舒慕桐，以及關舒德贊頌新社會、黨、毛主席之作共26篇。其中，高青松的4篇作品通常是寓情于景，以物喻人。如他在《鄉(xiāng)間那條路》《游玩伊犁河》中寓情于景，抒發(fā)自己對家鄉(xiāng)的熱愛、對親人的惦念；在《百花中的那朵花》《將美麗的花獻給心中人》中以花喻人，表達自己對女子品行的贊美。顧爾佳·忠浩有10篇作品，有歷史贊歌《勿忘歷史》，先進人物贊歌《贊頌吉慶同志》《敬吳合蘇之詩》《不屈的精神——聽完滿族青年寶成事跡之后》等。顧爾佳·圖奇春的《我是錫伯人》，是一首錫伯族歷史贊歌，表達詩人對自己身為錫伯族一分子不可抑制的驕傲感。舒慕桐的《錫伯族是反對民族分裂歷來英勇保衛(wèi)祖國統(tǒng)一的民族——紀念“四一八”238周年》，反映了錫伯族人民的心聲。詩人回顧民族歷史，緬懷先烈，表達民族歷史命運與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立場。同時，還有5篇作品，作者未詳。它們是《嘎善街的雨聲》《為黨歡慶》《孝順不分長幼》《錫伯人民歷史之歌》《悼念伊克津太老師》。
2003—2010年共有作品133篇（組），其中4篇長詩，分別是關舒德的《無聊人之怪夢》《錫伯人的故事》，何耶爾·柏林的《素華之歌》，顧爾佳·忠浩的《錫伯騎兵連之歌》。其中以關舒德的《百花之贊》（100首，分別獨立成篇）與以上四篇長詩分篇連載為主。其余的作品由吳常春、忠錄、關舒德、文林、盛豐林、何耶爾·興謙、公斤、瓜爾佳·文明、林松、賀元福、顧爾佳·忠浩、高青松、扎克善、舒慕桐、富爾和春、富金才、曹美玲創(chuàng)作，共21篇作品。還有作者未詳?shù)淖髌?篇。
4.2011—2015年
這5年間的作品共191篇。
2011—2012年共有作品75篇。聯(lián)慶10篇作品，多為寫景抒情之作，如《清晨的吟唱》《秋晨》《雪》《春之歌》。焦熙良、顧永壽共有16篇作品，包括“養(yǎng)生”“勸誡”“感嘆歲月”等內容。富金山有3篇作品，分別為黨的贊歌《黨的“十八大”贊歌》《春》《農漢》。何耶爾·興謙有2篇作品，表達對家鄉(xiāng)、民族的熱愛。顧爾佳·忠浩有7篇作品，皆是個人抒懷、即景抒情之作。關舒德有7篇作品，多為頌揚民族歷史、悼念父輩與師者之作。卡爾塔里有3篇作品，分別為親情、友情、鄉(xiāng)情之作。趙文《八旗論》，是8首牛錄詩，分別描繪8個牛錄的歷史、人物風情。高青松、吳扎拉·春兒、郭旭珍、何耶爾·安強、張智德各有1篇作品。另外，安德海所作1篇漢語長詩《遷來之歌》，由責任編輯郭智林譯成錫伯文；阿蘇的13首漢語詩歌由富爾和春譯成錫伯文。
2013年共有54首詩歌。這一年的創(chuàng)作以聯(lián)慶、焦熙良、顧永壽為主。其中聯(lián)慶11篇作品，有追憶歷史的《功績》《一首歌曲的故事》《追昔誦今》《紀念日——紀念錫伯族西遷249周年》，有借景抒情的《雪花紛飛的日子》《愛新舍里》《山上的田野》《秋之美景》等。焦熙良、顧永壽合作24篇詩歌，有以《修身》《修養(yǎng)身心》《預防早衰》《健康》為代表的養(yǎng)生歌，有以《忍耐》《權之諫》《錢之誡》《誡賭》為代表的勸誡歌，有以《老年人之飲食》《老人》《老年人之心》為代表的老年歌，等等。在其他詩人創(chuàng)作的19篇作品中，值得關注的是幾篇“頌歌”抒寫和零散譯作。林昌的4篇作品皆是頌歌，贊頌“額爾古倫大臣”，贊頌“花木蘭”，贊頌“‘遼寧艦’運行”，贊頌幸福生活。用漢文創(chuàng)作后被翻譯成錫伯文的作品有6篇。其中李琳、楊麗萍共5篇作品由責任編輯郭智林譯成錫伯文，弘一法師所作的《送別歌》由德光譯成錫伯文。
2014—2015年共有作品62篇。焦熙良、顧永壽合作17篇作品，包括從飲食、運動等方面談起的養(yǎng)生歌，以及少數(shù)家鄉(xiāng)贊歌。吳扎拉·文齡有6篇作品，皆為抒發(fā)對家鄉(xiāng)的贊美之情。鐵山有3篇作品，分別為《獵人之樂》《思念》《烏孫山》。聯(lián)慶有4篇作品，表達詩人對家鄉(xiāng)、民族英雄的贊頌。卡爾塔里、班吉蘇、佟加·當格爾、佟寶、文林、李琳、彤彤、盧向輝、富金山、佟志紅、舒慕桐分別有作品1篇，這些作品或把握時代脈搏，高揚反腐倡廉旗幟（如卡爾塔里《思念先祖喀爾莽阿大臣，厭惡如今腐敗官員》），或贊頌民族歷史、家鄉(xiāng)變化（如文林《錫伯族贊》、彤彤《生命的贊歌——紀念錫伯族西遷251周年》、舒慕桐《祖籍之歌》、盧向輝《察布查爾——民族魂》），或描繪自然風情（如富金山《秋天》），等等。還有13篇作品作者未詳，包括《祖國》《思考》《錫伯民眾的歷史歌》《四季風》《金橋（伊犁河大橋）》《伊犁河》等。另外，有8篇作品原是漢語詩歌，由責任編輯郭智林譯成錫伯文。這些作品是：四位漢族創(chuàng)作者范春海、韓振昌、雷友海、李琳分別創(chuàng)作的《贊頌下鄉(xiāng)干部》《贊美李元敏》《農民心中的中國夢》《永存的豐碑》，三位錫伯族創(chuàng)作者何春生、佟瑞清、顧偉分別創(chuàng)作的《感懷西遷》《西遷錫伯人》《朱倫呼蘭比》，還有一篇是寧夏詩人單永珍創(chuàng)作的《雜木河邊》。
錫伯族當代母語詩歌呈現(xiàn)出浪漫主義特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內容較為豐富，題材多樣，語言形式富于民族特色，整體上展示出較為良好的創(chuàng)作風貌，是中華民族多語種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朵瑰麗奇葩。
- 清代學者楊賓認為錫伯族與滿洲同源。楊賓在《柳邊紀略》中說：“席北……與滿洲同祖?！碑敶a伯族學者趙志強在1996年曾撰文《錫伯族源探微》（原載《錫伯文化》總第26期，后收入?yún)窃S、趙志強：《錫伯族歷史探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頁），以滿文文獻為依據(jù)對此提出懷疑，認為此觀點缺乏可靠證據(jù)和嚴密論證。
- 當代學者趙展結合歷史文獻考證錫伯族與鄂倫春族同源，認為錫伯族是由地名或部落名發(fā)展為民族名稱的。參見趙展：《錫伯族源考》，《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3期，第104頁。
- “九部之戰(zhàn)”后，部分錫伯人投誠努爾哈赤。在吳元豐、趙志強譯校的《滿文老檔》卷67上有如此記載：“錫伯部巴達納棄其祖先世居之地，率三十名來投有功，升為備御。”吳元豐、趙志強：《黑龍江地區(qū)錫伯族的歷史變遷》，見《錫伯族歷史探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頁。這說明，明朝末年，“錫伯”已出現(xiàn)于歷史文獻中。
- 商鴻逵等編著：《清史·滿語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頁。
- 吳元豐、趙志強：《清代伊犁錫伯營綜述》，見《錫伯族歷史探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頁。關于錫伯族西遷人數(shù)，諸多學者在探討相關問題時，無統(tǒng)一數(shù)字。筆者采用吳元豐、趙志強文中“軍機處乾隆二十九年一月滿文月折檔”和《清朝文獻通考》中確定的西遷人數(shù)“4295人”；同時，吳、趙二位學者據(jù)查閱乾隆三十年九月滿文月折檔，確定實際到達伊犁的錫伯族軍民，連同途中逃亡者，共5050人。
- 吳元豐、趙志強：《清代伊犁錫伯營綜述》，見《錫伯族歷史探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6-91頁。
- 吳元豐、趙志強：《清代伊犁錫伯營綜述》，見《錫伯族歷史探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
- 佘吐肯：《錫伯語語法通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 以a為例，“十二字頭”分別為：a、ai、ar、an、ang、ak、as、at、ab、ao、al、am。
- 切音字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元音i和輔音相拼的形體字音節(jié)后接ya、ye、yo時連寫、連讀，做一個音節(jié)。如，bi后接ya，合寫成biya，即“月”之意。另外一種情況是，元音u和輔音相拼的形體字音節(jié)（包括kū、gū、hū）后接wa、we時，連寫，并且連讀kūwa。如kū后接wa時連寫成kūwa為“淡黃色”之意。
- 肖夫：《輝番卡倫來信評介》，見克力、博雅、齊車山編：《錫伯族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頁。又見賀靈編：《來自輝番卡倫的信》（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頁。
- 今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民族事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局）少數(shù)民族古籍辦公室資料室，編號為XGXM—0194。
- 永志堅：《錫伯文hūifa karuni jasigan（輝番卡倫來信）的再探討》，《大連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 賀靈編：《來自輝番卡倫的信》（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漢文翻譯出自肖夫，本書第5-7頁。
- 賀靈編：《來自輝番卡倫的信》（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81頁。
- 顧松潔：《現(xiàn)當代錫伯族母語文學創(chuàng)作概述》，見鐘進文主編：《中國少數(shù)民族母語文學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259頁。
- 賀靈編：《來自輝番卡倫的信》（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0頁。漢文譯自佘吐肯，第13-16頁。
- 佘吐肯著，郭基南等譯：《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察布查爾報》，1974年11月7日。
- 郭基南：《心之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郭基南等：《詩歌選集》（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新疆人民出版社錫文室編：《詩集》（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爾吉春：《家鄉(xiāng)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郭基南、郭曉亮：《情感的火花》（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賀元福：《伊犁河》（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 郭基南、郭曉亮：《情感的火花》（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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