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詩人群體的重聚與現(xiàn)代詩美的建設(shè)
茅盾說：“我們文壇上自來就有以刊物名稱區(qū)分派別的習慣。所謂‘新月派’就是這樣被叫出來的?！?sup >(10)新月派詩歌潮流的開創(chuàng)、中興與發(fā)展，是與徐志摩的熱心倡導與積極實踐分不開的。
最早于1923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除名稱和參與者有徐志摩、胡適等人之外，其性質(zhì)與后來的《新月》月刊以及新月派新詩群體幾乎沒有什么關(guān)系。(11)不久之后《志摩的詩》的出版，1926年《晨報副刊·詩鐫》及“讀詩會”的創(chuàng)辦，徐志摩的詩歌生涯步入前期新詩創(chuàng)作的巔峰，使得徐志摩成為《新月》月刊創(chuàng)辦之前新月派詩人的第一次集聚的核心者，和對新詩的藝術(shù)探索由淡漠忽視轉(zhuǎn)為積極倡導實踐的領(lǐng)袖人物之一。1930年代初沈從文曾回述徐志摩那段歷史足跡說：“使作者詩歌與朱湘、聞一多等詩歌，于讀者留下一個極深印象，且使詩的地位由忽視中轉(zhuǎn)到應有的位置上去，為人所尊重，是作者在民十五年時代編輯《晨報副刊》時所發(fā)起的詩會與《詩刊》。在這周刊上，以及詩會的座談中，有聞一多、朱湘、饒子離、劉夢葦、于賡虞、蹇先艾、朱大楠諸人及其作品。”(12)他們從理論到實踐上自覺倡導現(xiàn)代格律詩。這次的短暫相聚，奠定了后來新月派詩人群的藝術(shù)輝煌。1928年《新月》月刊、1931年《詩刊》的創(chuàng)辦，1931年《新月詩選》的出版，乃至于稍后北平葉公超主持的《學文》月刊雜志的刊行等，(13)都可視為這一詩人群體藝術(shù)趣味與詩藝追求的陣地。
徐志摩承認，《晨報副刊·詩鐫》是《詩刊》的前身。“在那時候也不知那來的一陣風忽然吹旺了少數(shù)朋友研求詩藝的熱，雖則為時不過三個月，但那一點子精神，真而純粹，實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紀念的。現(xiàn)在我們這少數(shù)朋友，隔了這六年，重復感到‘以詩會友’的興趣，想再來一次集合的研求，因為我們有共同的信點。”(14)較之《詩鐫》提倡現(xiàn)代格律詩的理論倡導與創(chuàng)作實踐探索，之后作為一個詩人流派群體更大規(guī)模的重新集聚，最重要的歷史性標志，是1928年《新月》月刊的出版，1931年《詩刊》的創(chuàng)辦和同年《新月詩選》的出版。自《新月》月刊起，他們延續(xù)了對于新詩藝術(shù)品格的極端重視，對于新詩格律節(jié)奏以及詩體多樣的探索實踐之外，在不斷豐富原有思考的同時，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見地。
這些精蕪雜糅的主張里，既包含了藝術(shù)思索的真知，也隱蘊了政治理念的偏見。徐志摩始終懷有一種藝術(shù)理想主義的期許：“我們舍不得新月這個名字，因為它雖則不是一個怎樣強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他不滿于“荒歉”與“混亂”年頭里“收成的希望的枉然”和“一切價值的標準”的“顛倒”，決心要以自己“謙卑的態(tài)度”，去抵御遏止“感傷派”、“頹廢派”、“唯美派”、“功利派”、“偏激派”、“標語派”、“主義派”等在內(nèi)的“思想市場”上一些“‘不正當’的行業(yè)”，標舉要糾正“思想市場”上這些“混雜的現(xiàn)象”，實現(xiàn)充分自由所需要的“不妨礙健康”與“不折辱尊嚴”的“兩大原則”。(15)內(nèi)中也包含了對于左翼文學思潮和詩歌的不滿和批評是顯而易見的?！对娍贰拔迥昵暗呐f侶，重復在此聚首”的宗旨，仍是希望“在功利氣息最濃的地處與時日，結(jié)起一個小小的詩壇，謙卑的邀請國內(nèi)的志向者的參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點小小的光”。(16)
《詩刊》的探索也迎來了來自反對新詩探索者更多的懷疑。徐志摩敏銳地感覺到這一點：“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人擔憂到中國文學的特性的消失。他們說，‘你們這種嘗試固然也未始沒有趣味，并且按照你們自己立下了的標準竟許有頗像樣的東西，但你們不想想如果一直這樣子下去，與外國文學竟許有些近似，但與你們自己這份家產(chǎn)的一點精神不是相離日遠了嗎？你們也許走近了丹德歌德或是別的什么德，但你們怎樣對得住你們的屈原陶潛李白？’”面對認為新詩向外國學習而使得“中國文學的特性的消失”的擔憂質(zhì)疑，和“走了半路就顧忌到這樣那樣想回頭”的跟著“維新”的人們的猶豫倒退，徐志摩的回答是：“我們決不羨慕他們安全的幸福，我們的標準不是安全，也不能是安全，我們是危險中求更大更真的生活，我們要跟隨這潮流的推動，即使肢體碎成粉，我們的愿望永遠是光明的彼岸。能到與否乃至有否那一個想象中彼岸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意識的守住的只是一點志愿的勇往，同時我們的身體與靈魂在這駭浪的撞擊中爭一個剎那的生存，誰說這不是無尚的快感？”(17)徐志摩所陳述的，不是充滿學理的理性回答，而是決不放棄探索的精神和勇氣。有了這一點，對于他們這個群體來說，就足夠了。稍后，是“新月”后起的詩人陳夢家，在為他們這個探索群體更加闊大的藝術(shù)集結(jié)所寫的序語里，除了再次強調(diào)追求詩本質(zhì)的“‘醇正’與‘純粹’”，“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嚴謹”之外，對于上述質(zhì)疑，說得就更為灑脫直率和淋漓充沛了：
我們自己相信一點也不曾忘記中國三千年來精神文化的沿流（在東方一條最橫蠻最美麗的長河），我們血液中依舊把持住整個中華民族的靈魂；我們并不否認古先多少詩人對于民族貢獻的詩篇，到如今還一樣感動我們的心。可是到了這個世紀，不同國度的文化如風云會聚在互相接觸中自然融化了。我們的小船已經(jīng)不復是在內(nèi)河里單靠水勢或一根纖繩向前行，船出了海口在大海里便不由你自己作主，因為風抵住你的帆篷！（它只少有一半的操縱力量。）外國文學影響我們的新詩，無異于一陣大風的侵犯，我們能不能受她大力的掀動灣過一個新的方面？那完全是自然的指引。我們的白薔薇園里，開的是一色雪白的花，飛鳥偶爾撒下一把異色的種子，看園的人不明白，第二個春天竟開了多少樣奇麗的異色的薔薇。那全有美麗的，因為一樣是花。(18)
最富盛名的幾位“新月派”開路性的詩人，進入這個時期之后，創(chuàng)作成績雖然再未能與前期獲有相同的輝煌，但他們都或多或少留下了頑強探索前進的藝術(shù)跡痕。
聞一多的詩集《死水》，其中主要作品寫于前一時期里。因《死水》于此時期內(nèi)的出版，為更多同道者提供了藝術(shù)創(chuàng)造方向的啟迪，壯大了這一新詩群體期望藝術(shù)探索成功的自信與聲勢。徐志摩當時就說：“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shù)的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響?！?sup >(19)聞一多這時主要潛心于古典文學研究，偶應徐志摩的友情催逼，于1931年《詩刊》創(chuàng)刊伊始發(fā)表的抒情詩《奇跡》，充分展示了他并未衰減的創(chuàng)作才華，產(chǎn)生了轟動一時的影響。盡管這首詩所書寫的內(nèi)涵，如一個無法說盡的永遠美麗的謎，不能一下子為人所參悟和了解，然而它的幽深的意境，熾熱的情感，宏大的氣勢，奇異的想象，繁復綺麗的意象，卻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徐志摩當時就贊譽說，此篇杰構(gòu)乃“是一多‘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奇跡”。(20)
徐志摩為新月派詩人群的延續(xù)集結(jié)，貢獻了最多的心血。自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的出版，至1931年11月19日因空事罹難身亡，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徐志摩僅留下《猛虎集》、《云游集》這兩部詩集。雖然如詩人自己說，“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著詩的產(chǎn)量也是‘向著瘦小里耗’”。但《猛虎集》及這一時期作品的出產(chǎn)，“至少證明一點性靈還在那里掙扎”，“讓他們知道我也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21)徐志摩的友人說，他的詩到了后期“作風更為成熟了”，“他所謂‘初期的洶涌性’固然是沒有了，作品也減少了，但是他的意境變得深厚了，筆致變淡遠了，技術(shù)和風格都更進步了?！?sup >(22)當時一些左翼評論家，對于徐志摩《猛虎集》、《云游》和散文《秋》等后期創(chuàng)作，多持批評的態(tài)度，或籠統(tǒng)稱之為“回光返照之中所產(chǎn)生出來的”的“沒落期”之作(23)，或在肯定藝術(shù)技巧圓熟中隱含著惋惜衰微的感喟，認為《猛虎集》是徐志摩“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nèi)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nèi)容也不外乎傷感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戀感喟追求：而志摩是中國文壇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繼起者未見能有并駕齊驅(qū)”。(24)《再別康橋》，留下了詩人對那段難以忘懷的求知生活和青春懷想的最美好的記憶，在不長的篇幅里那些精心選擇的意象構(gòu)成的人情美與自然美，如潺潺流水一般舒緩繾綣“澄清”的深情；那段空靈飄忽柔麗清爽令人過目成頌的開篇與結(jié)尾：
我輕輕的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云彩。
至今讀之仍使人感到一種作別的依戀和心態(tài)的灑脫，一種無法言說的美。通篇依舊追求形式整飭，用韻，節(jié)奏的“和諧與完整”，卻無一點生硬而刻板的痕跡，仍如前期一些優(yōu)秀詩作那樣，于“柔軟的調(diào)子中交織著熱情，得到一種近于神奇的完美”。(25)《再別康橋》已經(jīng)成為人們經(jīng)久傳頌的一篇不朽的新詩杰作。他的《兩個月亮》用象征方法，隱喻內(nèi)心深處所眷戀不舍的忠于人生的也是藝術(shù)理想的哲學：“‘真實’永遠有缺陷，‘理想’方有‘無邊的法力’”，這是“借月亮來宣言‘奮斗’的不是徒勞，詩人對于‘現(xiàn)實’還有熱烈的希望”。雖然詩里這個“蒙上了神秘的紗的‘理想’”，還表現(xiàn)得是那樣的“異常虛無縹緲”。(26)即使備受批評的《“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西窗》、《秋蟲》諸篇，也都留下了他追求理想與現(xiàn)實碰撞中苦悶彷徨激越而迷惘的內(nèi)心自白。另一首詩《我等候你》，承繼他前期吟詠愛情的脈系，有新的思想探索與意象創(chuàng)造，傳達方式也更為繁復豐滿，當時即被稱為“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首抒情詩”(27)。《他眼里有你》，通過路旁一個美麗而衣著襤褸的小孩對“媽”的一聲呼叫，贊頌人間存在母愛以至對于上帝的大愛，隱寓他生命所宗崇的“單純的信仰”。胡適之說：“他的一生真是愛的象征。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薄八娜松^真是一種‘單純的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就是他的‘單純信仰’?！?sup >(28)至于《季候》一類小詩，給人的，也“是清，是飄忽，卻又是美！”(29)《猛虎集》中有一首短詩《黃鸝》，頗讓人深味：
一掠顏色飛上了樹。
“看，一只黃鸝！”有人說。
翹著尾尖，它不作聲，
艷異照亮了濃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
等候它唱，我們靜望著，
怕驚了它。但它一展翅，
沖破濃密，化一朵彩霧；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
胡適之悼念徐志摩時說，這首詠一只黃鸝的詩，“現(xiàn)在讀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寫他自己的死，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陳夢家后來也說，《黃鸝》“很像是志摩一生的寫照”，“這首詩也可以作為他晚期的典型”。(30)此后的許多批評者，也多有相似的感喟：把這首詩里的“黃鸝”，看做是徐志摩的化身，整首詩，尤其是末兩句，竟一語成讖，引人嘆惋。
《晨報副刊·詩鐫》創(chuàng)辦不久就離開了新月群體的朱湘，仍然堅持既保持新月藝術(shù)風格又注重突破性的探索。朱湘去世后出版的《石門集》里，看得出他更著重于引進外國格律詩體的實驗。他幾乎嘗試了兩行、四行、三迭令、回環(huán)調(diào)、巴俚曲（Ballade）、兜兒（Rondol）、英體十四行（Sonnet）及意體十四行等多種體式新詩的創(chuàng)作，且有佳篇產(chǎn)生。在這些嘗試中，他注重探索詩的想象、情感、思想與豐富音節(jié)音韻的多樣融合之路。他說：“音節(jié)之于詩人，正如完美的腿之于運動家?！胂?，情感，思想，三種詩的成份是彼此獨立的，惟有音節(jié)的表達出來，它們才能融合起來成為一個渾圓的整體?！?sup >(31)他不囿于原有的美學觀念，自覺追蹤現(xiàn)代意識，吸收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方法，探索了新詩藝術(shù)現(xiàn)代性多樣的可能，個中也傳達了新月派詩人群體努力超越自身而走向更新境界的藝術(shù)信息。因貧病重壓而遽然沉江離世，使得詩人這種可貴的努力，只見一個美好端倪便過早結(jié)束了。
《晨報副刊·詩鐫》時期熱心于現(xiàn)代格律詩探索的于賡虞、孫大雨，進入此期后顯示了藝術(shù)突破的簇新成績。曾有“中國惡魔派”或“悲哀的詩人”稱號的于賡虞，改變了詩歌書寫個人內(nèi)在與現(xiàn)實生活關(guān)系的看法，又堅守他往昔的新詩美學觀念：“詩乃生之律動與形式之美的總和。”他既反思《晨報副刊·詩鐫》一些作者“只銳意求外形之工整與新奇，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內(nèi)容之充實”的弊端，也不滿意于1920年代末期普羅文學運動中左翼詩歌“狂潮”的藝術(shù)偏至，由此進而返顧和審視“自己所寫的詩之弱點”。經(jīng)過短暫沉默，自1931年冬又開始在現(xiàn)代格律詩書寫中繼續(xù)新的探求之路。1934年出版的詩集《世紀的臉》，既“尊重情思”，寫作時任生命自由地流動，由內(nèi)心的剖白轉(zhuǎn)向現(xiàn)實生命的凝視，又“尊重藝術(shù)”，保持對格律詩探索的熱情，竭力達到從字句到詩節(jié)的“整體的和諧”。(32)其中不乏頗有社會批判意識和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度的作品，《世紀的臉》、《泰山之春》，和稍后的《靈之獨語》，對失去神思而充滿罪惡的世界的憤激，靈魂反叛的絕望與痛苦，自然中蘊涵的生命哲理的傳達，給人以沖擊和震撼。
孫大雨可以說是新月群體中先鋒意識最強的一位詩人。對于T. S. 艾略特的著名長詩《荒原》，當別人還在努力于對理論及作品進行譯介或在自己實踐上小作模仿嘗試的時候，他已經(jīng)開始以自己恢宏錯綜的現(xiàn)代意識和藝術(shù)構(gòu)想，寫出了以美國紐約大城市的燈紅酒綠生活為題材的現(xiàn)代主義味十分濃重的長詩《自己的寫照》。在格律與自由之間自由游弋，尖銳批判與透澈審視的結(jié)合，給長詩帶來了別一番的鋒利與機智。如前面引述所說，它當時即被贊譽為是一首“自有新詩以來”“最精心結(jié)構(gòu)”的“驚人的長詩”，充溢“新的詞藻，新的想象”與“雄渾的氣魄”，給新詩發(fā)展歷史帶來了一份具有永久性的“驚訝”與“紀念”。這些評騭是一點都不為過分的。邵洵美說：“孫大雨是從外國帶來了另一種新技巧來的人”，“在技巧以外還有他樸素的氣概”，“他捉住了機械文明的復雜”，“他透澈，明顯，所以效力大；《自己的寫照》在《詩刊》登載出來以后，一時便來了許多青年詩人的仿制”。(33)
自《新月》、《詩刊》出版后，先后加入這個藝術(shù)群體的新月派后期代表詩人，并入選《新月詩選》而成績突出者，有陳夢家、曹葆華、林徽因、方瑋德、邵洵美、孫毓棠、沈從文、方令孺等人。
陳夢家在第一部詩集《夢家詩集》出版時，才20歲。同年他又編選出版《新月詩選》，表現(xiàn)了獨特的藝術(shù)眼光。所撰長篇序文，當時即頗得詩歌界的廣泛好評，至今亦是新詩理論批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他還出版有詩集《鐵馬集》、《夢家詩存》等。初期詩里，愛情吟詠，自然感悟，多想象的單純與少年的稚氣，后來目睹接觸并親身介入生與死的殘酷現(xiàn)實，寫都市，寫愛情，寫自然，寫心靈的悸動，詩風轉(zhuǎn)向沉著堅實，凝練舒展，深邃老辣?！抖际械捻灨琛贰ⅰ对倏匆娔恪?、《供》、《太湖之夜》、《一個兵的墓銘》、《橋》等，均可謂這方面的佳作。他那首嚴峻叩問和慚悔自己靈魂一時沉陷污濁的《悔與回》，以及方瑋德的答詩，被聞一多稱為“是本年詩壇最可紀念的一件事”，“自己決寫不出那樣驚心動魄的詩來”。(34)
曹葆華為此時期里頗富盛名的清華校園詩人。他在多樣性的格律詩框架里，延續(xù)著郭沫若的新詩浪漫主義傳統(tǒng)，但卻轉(zhuǎn)向隱晦深潛一路。他的兩首長詩《寄詩魂》和《落日頌》，以及后來《無題草》系列之許多“無題”詩作，淋漓盡致地書寫對時代光明的渴望與對現(xiàn)實黑暗的詛咒，以及個人與內(nèi)心抗爭的心靈歷程，能于渾茫隱晦與新奇怪誕的意象中，涌動著一個覺醒者抗爭進取的磅礴激情。聞一多讀了《寄詩魂》后，給詩人的復信中說：“大抵尊作歸撫西詩處少，像沫若處多。十四行詩，沫若所無，故皆圓重凝渾，皆可愛，鄙見尊集中以此體為最佳?！?sup >(35)曹葆華后來加入現(xiàn)代派詩潮，曾主編《北平晨報·學園》附刊《詩與批評》，翻譯瓦雷里、莫銳、T. S. 艾略特、瑞恰慈等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理論，匯為《現(xiàn)代詩論》、《科學與詩》出版，于1930年代東西詩學的溝通，作出了永遠值得紀念的奉獻。
才華橫溢的女詩人林徽因，“天生是詩人氣質(zhì)”。(36)她業(yè)余為詩，自1931年起先后在《詩刊》、《北斗》、《新月》、《學文》、《大公報·文藝副刊》和戴望舒主編的《新詩》等刊物上發(fā)表作品。雖詩作不多，卻能執(zhí)著“忠于情感，又忠于意象，更忠于那一串剎那間內(nèi)心整體閃動的感悟”，(37)作品多洋溢著聰穎機智的才情和鮮明獨特的個性。為人熟知的《笑》、《激昂》、《別丟掉》、《吊瑋德》、《深夜里聽到樂聲》、《靜院》等篇，極富藝術(shù)想象力，以象征韻味的意象，構(gòu)成清麗淡凝的意境，委婉抒情中隱含睿智的哲思，貼近北京口語又不失典雅的短句，別有一種親切自然、流動靈氣與自由灑脫的魅力。林徽因藝術(shù)上臻于爐火純青的詩作，為30年代新詩貢獻了一份意象紛踏跌宕透明的“純美”和“莊嚴”。
邵洵美受波特萊爾、魏爾倫的影響，初期追求“艷麗的詞句，鏗鏘的音節(jié)”，出有詩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沈從文說：“邵洵美在那名為《花一般的罪惡》的小小集子里，所表現(xiàn)的是一個近代人對愛欲微帶夸張的頌歌。以一種幾乎是野蠻的，直感的單純，——同時又是最近代的頹廢，成為詩的每一章的骨骸和靈魂，是邵洵美詩歌的特質(zhì)?！?sup >(38)他的詩，追求雕琢的精致，“辭藻的芬芳”與韻律的和諧。稍后出版的《詩二十五首》，除關(guān)注“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詩追求的目的”之外，更傾心于營造詩的意象與象征。他認為，“凡是偉大的詩都有一種永久的象征”。(39)《洵美的夢》“是他對于那香艷的夢在滑稽的莊嚴下發(fā)出的一個疑惑的笑”，蘇雪林稱此詩“更顯出他驚人的詩才”。(40)其他如《聲音》、《自然的命令》、《蛇》、《女人》、《季候》、《二百年的老樹》等，均可見其藝術(shù)追求的“特質(zhì)”與偏執(zhí)。
孫毓棠1931年起先后出版詩集《夢鄉(xiāng)曲》、《海盜船》。他的詩在委婉流暢的抒情中頗多憂郁與感傷，美的憶戀與悲哀的抗爭，如《寄》、《舞》。他專治漢唐史。1932年于《清華周刊》發(fā)表的短詩《經(jīng)典》里說：“漫翻古代的經(jīng)卷，/鐫刻著萬載的精英，/默對著性靈的山水，/低頭向偉大的心魂?！彼仍?935年4月28日、8月25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fā)表《吐谷圖王》、《洪水》等以中國歷史舊事為題材的詩。1937年4月11日《大公報·文藝》以整版篇幅刊出長詩《寶馬——獻給聞一多先生》，(41)兩年后結(jié)為詩集《寶馬》出版。這首八百余行的長詩，借《史記·大宛列傳》舊事鋪衍想象，描述漢王朝為奪取“大宛”馬拼死征戰(zhàn)至獲勝的艱辛殘酷的歷程，書寫了自己面對內(nèi)憂外患時內(nèi)心的悲憤焦灼，以及渴望民眾過上甘雨和風天下太平日子的情愫。他仿西方無韻“素體”史詩，氣勢宏大，描繪細膩，馳想中求近史，敷衍中講典據(jù)，當時即被稱為“史詩”，“詩中少見的佳作”。(42)
徐志摩、朱湘相繼遽然離世，聞一多潛心于學術(shù)而與詩漸遠，雖然陳夢家等后期的一些詩人對于格律詩的探索仍在延續(xù)，但或創(chuàng)作聲勢走向衰微，或藝術(shù)作風發(fā)生衍變，且從人際關(guān)聯(lián)和作品發(fā)表刊物上來看，不少詩人的創(chuàng)作也漸趨與“現(xiàn)代派”詩潮合流。1933年《新月》、1934年《學文》停辦之后，新月詩人群體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詩流派也就悄然星散了。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