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中國新詩運動的貢獻
魯迅一生為中國革命、中國文學所做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他的那些至今仍然無與倫比的小說創(chuàng)作和光輝戰(zhàn)斗的雜文，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奠定了基礎。這是魯迅文學事業(yè)成就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前后三十多年的文學活動中把戰(zhàn)斗的筆鋒幾乎伸到了各個領(lǐng)域，在每一個領(lǐng)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對新詩，也是如此。
魯迅是一位有很深的古典詩歌造詣而又極富詩人氣質(zhì)的人。少年時候，他曾讀過許多詩詞，還作過試帖詩，受過古典詩歌方面的訓練。還是在六十年以前，魯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寫了那首后來十分著名的《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是現(xiàn)在保存下來的魯迅較早的一首詩。從這里，我們不僅可以聽到青年魯迅熱烈的愛國主義的心聲，看到一個為風雨飄搖的祖國憂心如焚而又渴望以身許國的詩人形象，同時也可以感覺到詩人的才華。在此后的一生中，魯迅曾經(jīng)寫了不少的舊體詩，也寫了一些新詩，散文詩、民歌體詩和“打油詩”，這些作品記錄了魯迅的思想與心境，包含著十分廣泛和豐富的內(nèi)容。不少的作品和他的小說、雜文一樣，成了對敵人戰(zhàn)斗的武器；藝術(shù)上也作了不少探索創(chuàng)造，有著不朽的價值。這是十分珍貴的遺產(chǎn)。但是，這在魯迅的全部創(chuàng)作中畢竟還是極小的一部分，屬于新詩的創(chuàng)作則更少了。魯迅對新詩運動的主要貢獻還是在詩歌的介紹和批評方面。這篇文章就是輯錄這方面的材料加以論述的。
一
魯迅的文學活動是從介紹外國進步詩人開始的。1907年寫的《摩羅詩力說》是他最早的一篇關(guān)于文學方面的論文。在這篇文章里，魯迅向當時的國人和青年介紹了歐洲近代幾位富于反抗壓迫和愛國精神的“摩羅派”詩人。其中有德國的愛倫德、臺陀開納，英國的拜倫、雪萊，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波蘭的密茨凱維支、斯洛伐克奇、克拉旬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魯迅用熱情洋溢的筆調(diào)，描述了這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們的“言行思維，流別影響”，介紹了他們的光輝作品。魯迅當時所以特別喜歡并介紹這些詩人，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痹跀⑹隽诉@些詩人之后，魯迅綜述地說他們：“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不隨順舊俗；發(fā)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求之華土，孰比之哉？”魯迅正是由于在他們身上看出了這樣一種衍流不息的反抗現(xiàn)實、拯救祖國的可貴傳統(tǒng)，才給他們以最熱烈的歌頌，贊美他們那種“舉全力以抗社會，宣眾生平等之音”，敢于“不懼權(quán)威，不跽金帛，灑其熱血，注諸韻言”，“其力如巨濤，直薄舊社會之柱石”的反抗精神。從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魯迅向中國人民介紹這些詩人的目的，正是想用這些詩人的榜樣，在沉寂的中國喚起精神界的戰(zhàn)士，喚起中國的反抗詩人，“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因此他才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沉痛地呼喚：“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安在？”熱烈地期望有“先覺之聲”，“來破中國之蕭條”。這些思想雖然是從啟蒙主義思想出發(fā)的，帶有前期那種“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的個性主義色彩，但其深刻的愛國主義和徹底的戰(zhàn)斗精神，卻遠遠超出同時代的一切革命者之上。
《摩羅詩力說》也遠遠超出一般翻譯介紹文章的性質(zhì)，包含了魯迅早期的社會思想和美學思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章里已經(jīng)提出了革命的詩歌見解。他第一次大膽地攻擊幾千年來一直被封建統(tǒng)治者據(jù)為工具、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詩教”傳統(tǒng)。他說：“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后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繇于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輾轉(zhuǎn)不逾此界。其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fā)為韻語，亦多拘于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這種封建的“詩教”傳統(tǒng)，扼殺了反抗常俗的詩歌，使詩成了統(tǒng)治者的工具，即使有些敢于“偶涉眷愛”的詩人，也被“交口非之”，認為無德無行。魯迅攻擊這種封建的詩教傳統(tǒng)，在中國詩人中，獨推崇屈原的“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而也感到他缺乏“反抗挑戰(zhàn)”的聲音。由此魯迅才頗帶偏激地說：“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詩人自倡，生民不耽。試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上下求索，幾無有矣?！?sup >〔1〕恰恰是因為在中國缺乏這樣反抗的詩人，魯迅才介紹摩羅詩人，以喚起中國反抗挑戰(zhàn)的“偉美之聲”。這里顯然包含了魯迅為新的中國詩歌所設想的道路，因而我們可以說，這篇文章，像沉寂的中國的一聲響亮的鐘聲，像呼喚革命暴風雨的一只海燕，在后來新詩的發(fā)展，乃至整個的思想革命中，都有巨大的價值。新詩大量出現(xiàn)于1918年，十一年前魯迅這篇《摩羅詩力說》可以看做是新詩誕生的前奏。
這篇文章登在1908年的《河南》月刊第二、三號上，第二號的《社告》談到雜志出版后的影響時說：“本報甫經(jīng)發(fā)刊，深荷海內(nèi)外同胞歡迎，銷售之暢，實非同人之所及料?！?sup >〔2〕從這個顯然不免有些夸大的敘述里，可以推想《摩羅詩力說》隨著《河南》雜志得到了較廣的傳播。但是在當時并未能引起思想界的充分注意，這主要是因為此文是用文言寫的，當時思想界又相當寂寞，所以就如瞿秋白同志后來說的那樣，“在那時候——一九〇七年——他的這些呼聲差不多完全沉沒在浮光掠影的粗淺的排滿論調(diào)之中，沒有得到任何的回響”〔3〕。
但是魯迅始終沒有忘記這幾位詩人。在《摩羅詩力說》發(fā)表的那一年，他又在《河南》雜志上翻譯了匈牙利賴息的《裴彖飛詩論》。以后他時常提起他們，介紹他們的愛國精神及作品。在1925年寫的《雜憶》一篇文章里，他還提起拜倫，說“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4〕。第二年編雜文集《墳》的時候，他在《題記》里也提到這幾位詩人，充滿感情地說“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5〕！
魯迅不僅撰文介紹外國詩人，也十分重視和提倡詩歌的翻譯。在1919年給《新潮》編者的信里，魯迅曾說過：“翻譯外國的詩歌也是一種要事，可惜這事很不容易?！?sup >〔6〕魯迅自己就曾親自譯過一些外國詩歌。1907年他用“騷”體譯過小說《紅星佚史》中的詩十六首。1909年譯過波蘭顯克微支小說《鐙臺守》中的詩。此后還譯過海涅（1914），裴多菲（1925），日本伊東干夫（1925）、蕗谷虹兒（1928—1929），法國阿波里內(nèi)爾（1928）和奧國翰斯·邁爾（1931）等人的詩。外國詩歌理論除了上述的《裴彖飛詩論》以外，還陸續(xù)翻譯了日本廚川白村的《東西之自然詩觀》（1926）、武者小路實篤的《論詩》（1926）和德國毗哈的《海納與革命》（1933）等。這些翻譯，少數(shù)是為了譯小說的需要，大多數(shù)則是有意識地介紹外國詩歌的作品和理論，其對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關(guān)心是很明顯的。
二
中國新詩產(chǎn)生在五四運動前夕。1916年到1917年在《新青年》上還只有胡適的幾首所謂的“白話詩”“白話詞”的“嘗試”而已，其內(nèi)容的淺薄不用說，就是形式上也未脫舊詩詞的窠臼。到了1918年《新青年》四卷一號，新詩才開始較多地出現(xiàn)，隨后的幾卷刊登了愈來愈多的詩歌作品，并形成了“民七的新詩運動”〔7〕。經(jīng)過了較長時期沉默的魯迅，這時也以戰(zhàn)斗的姿態(tài)投入了《新青年》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窃谶@一年四卷五號《新青年》上的小說《狂人日記》，是他向吃人的禮教和整個封建制度射出的第一支投槍。就在同一期上，魯迅也用“唐俟”的筆名發(fā)表了《夢》、《愛之神》、《桃花》三首新詩。接著在五卷一號（1918年7月15日）發(fā)表了《他們的花園》、《人與時》，六卷四號（1919年4月15日）發(fā)表了《他》。魯迅之所以在開始用小說與雜文作為戰(zhàn)斗武器的同時，也參加了這時的新詩創(chuàng)作，是有明顯的目的的。
新詩誕生初期經(jīng)過了一段寂寞而艱辛的道路。原來，在五四運動前一兩年，《新青年》就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了，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也漸漸采用白話，只是文學創(chuàng)作仍無白話之作，《狂人日記》發(fā)表之前，《新青年》上根本就沒有白話小說。因而較早出現(xiàn)的白話詩便充當了文學革命的“先鋒”了。這樣，新詩也就最早遭到封建文人的激烈反擊。劉半農(nóng)后來記述當時的情形說：“在民國六年時，提倡白話文已是非圣無法，罪大惡極，何嘗提倡白話詩。”一位黃侃先生在他所編的《〈文心雕龍〉札記》中大罵白話詩文為“驢鳴狗吠”，衛(wèi)道的林紓先生卻要于作文反對之外借助于實力——“荊生將軍”來扼殺白話詩文。〔8〕這樣，新詩就要與他們進行戰(zhàn)斗。加上當時新詩作者也實在寥落，只要翻一翻這一兩年的《新青年》就會知道當時的“詩壇”是多么寂寞。經(jīng)常寫詩的只有胡適、沈尹默、劉半農(nóng)三個人。為了迎擊封建文人，為了壯大聲勢，《新青年》便大力提倡新詩，李大釗、陳獨秀都參加了新詩創(chuàng)作。魯迅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抱著戰(zhàn)斗的心情參加了新詩創(chuàng)作的，他的這幾首新詩也就不能當一般作品看待，而在新文學運動史上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后來，當魯迅把這些詩收進《集外集》時，曾在《序言》里說明了他寫新詩的目的。他說當時自己“也做了幾首新詩。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xiàn)，就洗手不作了”〔9〕。從這個說明里，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他當時寫作的這幾首白話詩對新詩發(fā)展的意義。這幾首新詩由于內(nèi)容的健康，在意境、格調(diào)、語言上都擺脫了舊的影響，當時就受到了重視。朱自清后來說，當時“多數(shù)作者急切里無法甩掉舊詩詞的調(diào)子……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銬”〔10〕。正是對魯迅的幾首新詩確切的評價。這在新詩嘗試時期，對為新詩探索道路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如果我們說《摩羅詩力說》是呼喚新詩誕生的響亮的號角，那么這時期的創(chuàng)作，就可以看做是為已經(jīng)誕生的新詩敲起的助威的戰(zhàn)鼓了。
三
新詩到五四運動以后就逐漸多起來了。除了《新青年》以外，其他幾個影響較大的新文化刊物，如《新潮》、《晨報》、《星期評論》、《晨報副刊》、《覺悟》、《學燈》等，也都先后開始大量刊登新詩作品。不少有才華的詩人已經(jīng)出現(xiàn)。魯迅完成了“打打邊鼓”的任務，不再從事新詩創(chuàng)作了。他主要的精力轉(zhuǎn)向小說和雜文的寫作。但是此后并不像魯迅自己說的那樣，“我于詩向不留心”，事實上，他在從事小說與雜文創(chuàng)作的同時，仍然關(guān)心著新詩的發(fā)展，并跟壓制這個新生幼芽生長的一切封建衛(wèi)道者和復古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
1919年《新潮》出版不久，寫信征求魯迅的意見，他便在給編者的一封信里說：“《新潮》里的詩寫景敘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點單調(diào)。此后能多有幾樣作風很不同的詩就好了?！?sup >〔11〕并且強調(diào)了對外國詩歌的翻譯介紹工作的重要。魯迅指出《新潮》的詩歌的這些毛病，其實也是五四初期一般詩歌普遍的現(xiàn)象，單純地寫景敘事，風格也顯得單調(diào)，缺少真實的深厚的抒情作品。因此魯迅才非常重視那些敢于打破中國的死寂的反封建的聲音。如1919年魯迅收到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給他的一首題為《愛情》的詩，詩中沉痛地控訴了家庭包辦婚姻扼殺了青年人愛情的罪惡，魯迅因此寫了一篇“隨感錄”，發(fā)表在《新青年》上。魯迅在文章中抄錄了這首詩之后說：“詩的好歹，意思的深淺，姑且勿論；但我說，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辈⑻栒偃藗儯骸拔覀兡軌虼蠼校屈S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鸮便鴟鸮般叫。我們不必學那才從私窩子里跨出腳，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薄拔覀冞€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12〕這是多么激動人心的號召！魯迅在這里注意的主要不是那首詩歌的技巧好壞，而是在這個少年的“沒有愛的悲哀”的叫喊里，聽到了“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這正是作為偉大的啟蒙主義者的魯迅所日夜期待、長久呼喚的聲音。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說：“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帶著明顯的進化論的色彩，而其徹底的猛烈的反封建精神卻與《狂人日記》一樣光輝。當時青年的反封建的詩歌創(chuàng)作無疑會由此受到極大的鼓舞。
對于企圖扼殺這“叫聲”的封建衛(wèi)道者，魯迅給以無情的鞭撻。五四時期，青年詩人汪靜之寫了一本詩集《蕙的風》，喊出了在封建禮教壓迫下的青年追求愛情、渴望光明的呼聲。據(jù)作者說：“《蕙的風》原稿在1921年魯迅先生曾看過，有不少詩他曾略加修改，并在來信里指導我應該怎樣努力，特別舉出拜倫、雪萊、海涅三個人的詩要我學習。”〔13〕從這里可以看到魯迅對一個青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殷切關(guān)懷和幫助。1922年《蕙的風》出版了。朱自清曾在一篇文章里說它在“當時對于舊禮教好像投了一枚炸彈”〔14〕，因而引起了封建衛(wèi)道者的震怒。一位叫胡夢華的人出來了。他寫了一篇《讀了汪靜之君的蕙的風以后》，罵《蕙的風》為“墮落輕薄”的作品，還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了。有人予以反擊，便引起了一場文學與道德的辯論。讀了這些，魯迅寫了《反對“含淚”的批評家》〔15〕予以反擊。這時魯迅正在寫歷史小說《補天》，他便用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兩腿之間出現(xiàn)的形象，無情地諷刺了這位封建衛(wèi)道者的“可憐的陰險”。〔16〕當時圍繞《蕙的風》展開的論爭，已經(jīng)遠遠超出一本詩集本身爭論的意義，實際上成了捍衛(wèi)反抗封建道德的新詩幼芽與企圖扼殺這一幼芽的封建衛(wèi)道思想的斗爭，它對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極深遠的。魯迅在這場斗爭中表現(xiàn)得最徹底、最堅決、最有力。
這些事實也說明了另一個常常被人誤解的問題，就是魯迅并不是一概反對當時青年寫作戀愛詩的。他反對的是那些沒有任何思想意義而只叫些“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17〕和那些絕望無聊的失戀詩。魯迅那首用“由他去罷”收場的打油詩《我的失戀》，就是為了諷刺當時青年人“阿唷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而寫的。〔18〕對那些敢于反抗封建禮教束縛，唱出健康的愛情聲音的戀愛詩，魯迅不僅不反對，還極力地加以鼓吹和維護。對上述那個少年的詩是這樣，對《蕙的風》是這樣，對所有的這類詩歌都是這樣。1925年，魯迅在一篇談詩歌的文章里說：“但戲曲尚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聽說前輩老先生，還有后輩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來尤厭惡戀愛詩；可是說也奇怪，詠嘆戀愛的詩歌果然少見了。從我似的外行人看起來，詩歌是本以發(fā)抒自己的熱情的，發(fā)訖即罷；但也愿意有共鳴的心弦，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殊無所用其慚惶?？v使稍稍帶些雜念，即所謂意在撩撥愛人或是‘出風頭’之類，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即更無所用其慚惶?！?sup >〔19〕中國文人創(chuàng)作的古典詩歌中缺少坦率地歌詠愛情的作品，五四以后的新詩出現(xiàn)了戀愛詩，大多數(shù)都表現(xiàn)了當時青年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自由戀愛的個性解放的精神，但在當時真正專心致志作情詩的，也是很少的；加上五四低潮后，封建衛(wèi)道者的反撲，就使得這一類詩歌有些“奄奄一息”之勢了。魯迅這時候撰文鼓吹那些發(fā)抒自己熱情的戀愛詩，讓封建衛(wèi)道者“無所用其慚惶”，而把那些厭惡戀愛詩的老先生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看做“詩歌之敵”加以攻擊，無疑會給新詩健康蓬勃的發(fā)展以深刻的影響。
這時候，一些封建的資產(chǎn)階級學者對新詩抱著貴族老爺態(tài)度，輕視新詩描寫勞動人民生活，全部否定新詩創(chuàng)作的成績，魯迅也沒有放松對他們的戰(zhàn)斗。1927年，魯迅在一次講演里諷刺了那些輕視描寫勞動人民生活的詩文的大學教授，他說“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20〕，只有才子佳人才合他們的口味。魯迅在這里堅持了五四文學革命的精神，要求詩歌發(fā)抒人民的心聲。魯迅也為了維護新詩的成績而斗爭，1923年，周靈均在《京報·文學周刊》發(fā)表了《刪詩》一文，對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朱自清等的《雪朝》、汪靜之的《蕙的風》、陸志韋的《渡河》八部詩集，全部加以否定，說是“不佳”、“不是詩”或“未成熟的作品”，而認為只有《草兒》中的《暮登泰山西望》、《女神》中的《梅花樹下醉歌》和《嘗試集》中的《他》三首才是詩。后來這位作者在《晨報副刊》發(fā)表了一首題為《寄語母親》的詩，其中多是“寫不出”之類的話，魯迅見了便寫了《“說不出”》一文，諷刺這種貴族老爺式的批評和拙劣的創(chuàng)作。魯迅說這樣一些“批評家”“提起一支屠城的筆，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掃蕩之后，倘以為天下已沒有詩，就動手來創(chuàng)作，便每不免做出這樣的東西來：
宇宙之廣大呀，我說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說不出；
愛人的愛呀，我說不出。
阿呀阿呀，我說不出！〔21〕
這里提到的八部詩集并非魯迅都贊許的。他的文章也不是完全肯定這些作品的價值，但是其中的幾部詩集（例如郭沫若、朱自清、汪靜之等人的作品）顯示了新詩最初的成績，魯迅也就極為重視了。從這樣的意義上，我們來理解魯迅這篇文章的戰(zhàn)斗精神，就更加清楚，它是一篇保衛(wèi)新詩誕生初期成績的戰(zhàn)斗的檄文。上述這些對封建衛(wèi)道者與資產(chǎn)階級貴族老爺思想的斗爭，往往是零星地進行的，并非通過系統(tǒng)的理論形式，但由于魯迅能夠用雜文這種鋒利的武器，抓住敵人弱點，迎頭痛擊，便往往致敵人于死命，對維護新詩幼芽和促進它的健康發(fā)展是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的。
四
新詩發(fā)展本身也存在著兩條道路的尖銳斗爭。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右翼分化出去的一些資產(chǎn)階級詩人，利用詩歌宣揚資產(chǎn)階級思想和感情，在藝術(shù)上也散布一套腐朽的沒落的和唯美主義的理論；他們腐蝕青年，也腐蝕新詩的發(fā)展。對他們進行斗爭，就成了新詩進一步發(fā)展的重要任務。魯迅同樣也在這個斗爭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21年以后，逐漸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分化出去的胡適，越來越明顯地投入買辦資產(chǎn)階級的懷抱。但他在文學方面在資產(chǎn)階級詩人中還有較大影響。當這些人還把他的《嘗試集》當做新詩的榜樣時，魯迅就在1922年寫的小說《端午節(jié)》里，用諷刺的口吻談到它，把它看做“無是非之心”的軟弱知識分子閑適無聊的消遣品了?？梢婔斞杆枷氲纳羁膛c眼光的敏銳。對一些公開宣揚他們的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資產(chǎn)階級詩人，魯迅的揭露與嘲諷是更為辛辣的。后來成為“新月派”首領(lǐng)的徐志摩，這時還是“現(xiàn)代評論派”的“詩哲”，1924年12月他在《語絲》周刊發(fā)表了波德萊爾《惡之花》詩集中《死尸》的譯詩，詩前他發(fā)了很長的一段議論，竭力宣揚詩歌音樂性的神秘觀點。魯迅讀了之后，很快就寫了一篇雜文《“音樂”？》，對其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后來魯迅在1934年寫的《集外集》序言里說明這篇文章時寫道：“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后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22〕后來“新月派”的另一位所謂“詩人”邵洵美，聯(lián)合反動勢力向革命文學進攻，魯迅連寫了幾篇雜文，揭露了他們“富家兒鷹犬”的面目，對他的詩，他的頌揚美國資產(chǎn)階級詩人而貶低黑人詩人的反動論調(diào)，都給以無情的批判。〔23〕后來魯迅對“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人性論”的斗爭，正是這時與“新月派”斗爭的繼續(xù)。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人民群眾燃起更高的愛國熱情，震懾了國民黨反動派。這時“新月派”已經(jīng)破產(chǎn)了，于是代之而起又出現(xiàn)了“民族主義文學”，公開與“左聯(lián)”領(lǐng)導的革命文學對抗，為投降賣國的國民黨反動政策效勞。這時，已經(jīng)成為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者的魯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無情地揭穿了這些“流尸文學”的實質(zhì)。民族主義文人黃震遐的劇詩《黃人之血》是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品。劇詩里用拔都西征斡羅斯的故事，暗示聯(lián)合反動勢力去消滅蘇聯(lián)。魯迅在著名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了他們這種險惡的目的。魯迅把他們叫做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現(xiàn)在聚在一起的“流尸”，他們的叫喊，“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qū)’，所以流尸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24〕。同時，魯迅也極為尖銳地諷刺了那些“‘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的叫聲。魯迅引了許多這一類的詩，如叫什么“快起來奮斗，戰(zhàn)死是我們生路”，什么“朋友喲，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然后指出，這些“發(fā)揚踔厲”、“慷慨悲歌”的詩，不過是盡著“民族主義文學”同一任務：“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sup >〔25〕兩年之后，魯迅在《漫與》一文里對邵冠華的“詩”的批判，可以看做是這一戰(zhàn)斗的繼續(xù)。兩年前這位詩人唱著什么“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看同胞們的尸體掛起來了”，魯迅把它叫做“嚎喪”，“是送死的妙訣，是喪禮的收場”；兩年后，這位“詩人”忽然改變腔調(diào)，在《秋天的黃昏》里唱出“幽咽而舒服的聲調(diào)”，魯迅揭露它的作用不過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摸，陶醉……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于這生活”。〔26〕這就把這些擠在“民族主義”旗幟下的小嘍啰們絕望叫喊的本質(zhì)徹底地揭露出來了，它們不過是用來麻醉人民的，讓人民永遠替統(tǒng)治者做奴隸。經(jīng)過魯迅和其他革命文學家的戰(zhàn)斗，這些所謂的“詩人”便與其他一些“民族主義文學”旗幟下的鬼魅一起銷聲匿跡了。
上述這些對詩歌發(fā)展逆流的斗爭，是文藝的斗爭，也是政治的斗爭。魯迅在這些斗爭中打擊了資產(chǎn)階級詩歌流派，捍衛(wèi)了革命文學，對革命詩歌的發(fā)展起了掃清道路的作用。正是在與形形色色的敵人的斗爭中，革命的詩歌得到了發(fā)展。魯迅則是這些斗爭的主將。
五
革命詩歌在斗爭中發(fā)展著。除了對封建復古主義和形形色色資產(chǎn)階級詩歌流派的斗爭，它還要從理論到創(chuàng)作上進行自己的批評與建設。五四以后許多杰出的詩人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魯迅也有重要的貢獻。他在創(chuàng)作方面，寫了一本《野草》，為散文詩的發(fā)展開拓了道路，對新詩中散文詩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詩歌的理論批評方面，魯迅做的就更多了。雖然這方面魯迅并無系統(tǒng)的論述，大多數(shù)都散見于有關(guān)的雜文與通信里，但我們?nèi)匀徊浑y看出他對革命詩歌成長的關(guān)心、他的詩歌見解的精湛深刻。
魯迅一向重視詩歌批評工作。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1934年魯迅在《看書瑣記》（三）這篇文章里，批判了一種認為詩人作詩如植物要開花，只管開花，不管吃的人中毒與否的錯誤詩歌理論。他認為人民有批評詩人作品的權(quán)利。如果有毒，花也應該除掉，“花的事實，也并不如詩人的空想”〔27〕。從這個原則出發(fā)，他對革命詩歌發(fā)展中的一些缺點也進行了中肯的批評。
1925年“五卅運動”以后，隨著工農(nóng)革命運動的高漲，先前一些歌唱小資產(chǎn)階級愛情的詩減少了，吟詠個性解放要求和單純歌唱自然的詩篇也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們對于革命斗爭的歌頌。這些年青人大都有著革命的激情，卻缺乏實際革命斗爭生活的體驗，思想感情也基本上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他們寫的一些“革命詩歌”就不免存在空泛叫喊的缺點。魯迅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給予批評。1925年，魯迅正在編《莽原》周刊，他曾在給許廣平的信里說：“滬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情隨事遷，即味如嚼蠟?！?sup >〔28〕不久之后他在給許廣平的另一封信里又說：“我所要多登的是議論，而寄來的偏多小說，詩。先前是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xiàn)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嗚呼，頭痛極了！”〔29〕魯迅在通信里表示的這些極正確的意見，也曾經(jīng)在不少雜文里加以闡述，對當時新詩克服這種現(xiàn)象發(fā)生了深刻的影響。1925年7月，魯迅揭露那種不敢正視現(xiàn)實的“瞞和騙”的文藝，寫了《論睜了眼看》一文，他批評當時的詩歌說：“現(xiàn)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币笞骷液驮娙恕罢嬲\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30〕只要稍微了解一下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情形，就知道魯迅的這些意見是多么精粹，在當時是多么珍貴了。當時一般作家與詩人拋棄了歌吟花月的調(diào)子，熱心于對鐵和血的贊頌，以為這就是“革命文學”，報紙雜志上塞滿了這樣的作品，即使一些革命詩人的作品也免不了這樣的毛病。這時候，魯迅卻能透過表面現(xiàn)象，看到革命文學發(fā)展的本質(zhì)問題，他要求作家與詩人睜開眼睛，正視現(xiàn)實，“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從而寫出充滿革命“血肉”的作品，這已經(jīng)開始接觸到作家與現(xiàn)實生活的關(guān)系以及創(chuàng)造革命文學的途徑的問題，雖然這些意見還不夠具體，也沒有加以深入闡發(fā)，但在革命文學發(fā)展的初期卻已經(jīng)可以說是十分罕見的了。
隨著革命文學問題討論的深入，魯迅這種見解愈發(fā)完整和深刻化了。1927年魯迅在《革命文學》一文里，一方面痛斥那些“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所謂“革命文學”，同時也批評了那些自稱“革命文學”，實際上只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的口號式的詩歌。他認為這些詩對革命是沒有一點益處的：“‘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后面無我軍，終于不過是一面鼓而已?！?sup >〔31〕正是在這段話之后，魯迅提出了一個革命作家和詩人首先要做一個“革命人”的光輝的見解：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百x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32〕
這是論文，也是論詩。在理論上，這個見解把當時關(guān)于“革命文學”的討論引向深入，接觸到革命作家的改造問題；在實踐上的意義就更大了，在當時，不少愛好文學的青年空叫“革命文學”而未參加實際的革命斗爭，或者空喊“到民間去”、“到兵間去”，而不注意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意識和感情的改造，魯迅提出了做“革命人”的號召，提出了只有“革命人”做出來的東西才是革命文學的見解，對鼓勵青年參加實際革命斗爭，從而促進革命詩歌乃至整個革命文學的發(fā)展，都有重大意義。
正是從要求詩歌有真實的革命感情這個原則出發(fā)，魯迅1929年才在一篇文章里用諷刺口吻嘲笑當時還是創(chuàng)造社詩人、后來墮落成“托派”的王獨清的詩。他說：“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里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33〕對當時流行的以為似乎無產(chǎn)階級詩歌就得運用口號的見解，他也表示異議，提出了批評。他說：“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chǎn)文學。但那是因為內(nèi)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chǎn)氣，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并非無產(chǎn)文學?！灰磁_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并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34〕魯迅反對用標語口號代替詩的創(chuàng)作，但并不完全反對詩里運用口號，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詩歌的內(nèi)容和形式都要無產(chǎn)階級化，就是他所說的“無產(chǎn)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詩歌應該有自己形象性的特點。1925年寫的《詩歌之敵》一文中，魯迅曾說：“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jīng)冰結(jié)的思想家，即對于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sup >〔35〕這里談的是認識詩的要求，其實也正是詩歌本身的特性，這是標語口號所不能具備的。魯迅給蔡斐君的信里關(guān)于詩與口號的看法也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他說：“其實，口號是口號，詩是詩，如果用進去還是好詩，用亦可，倘是壞詩，即和用不用都無關(guān)。”〔36〕這就是說，“詩是詩”，應該有自己的特點，如果具備了這特點，便是運用口號也還是好詩。這些意見對當時關(guān)于文學與宣傳、詩與口號的討論，以及無產(chǎn)階級詩歌的健康發(fā)展，都是極為有益的。
魯迅在不少文章里還進一步探索了詩人與革命的關(guān)系。他不只一次地批評過一些只對革命抱著不切實際幻想的詩人。1927年他寫的《在鐘樓上》一文里說：“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xiàn)實上的命運；而現(xiàn)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sup >〔37〕成為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之后，魯迅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加深刻了。在“左聯(lián)”成立大會的講話里，魯迅明確地要求作家和詩人要了解革命的實際情形，認識到：“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xiàn)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38〕他這樣語重心長地要求革命作家與詩人了解革命的實際情形，打碎那些不切實際的對革命的幻想，是很有意義的。他還不止一次用葉遂寧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俄國詩人葉遂寧當初也歡迎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甚至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終于失望、頹廢，后來自殺了，這失望便是原因之一。魯迅諄諄囑咐革命作家與詩人：“我們?nèi)绻幻靼赘锩膶嶋H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sup >〔39〕在同一篇講話里，魯迅也正確地批判了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即“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魯迅諷刺他們說，以為“現(xiàn)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yōu)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40〕這種人不僅不能成為革命詩人，而且有被勞動大眾拋棄，變成右翼的危險。這些意見，正確地闡明了詩人與革命的關(guān)系、詩人與群眾的關(guān)系，實際上成了“左聯(lián)”革命作家和詩人的指導思想。
從這里我們可以了解，魯迅在1927年向中國革命詩人介紹蘇聯(lián)十月革命時期詩人勃洛克和他的作品，絕不是偶然的。他認為勃洛克向革命突進了，親歷了革命的生活，所以才寫出了《十二個》這樣優(yōu)秀的詩作。〔41〕在同一年寫的另一篇文章里，也提到勃洛克，說他是“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里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無創(chuàng)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著的人的心”〔42〕。只要把這些介紹和對葉遂寧的批評比較一下，就會了解，魯迅介紹勃洛克正是通過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給中國革命詩人以啟發(fā)和借鑒，希望中國革命詩人也能“眼見，身歷革命”，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革命作品來。
魯迅熱情地關(guān)心革命詩歌的創(chuàng)作成績，對革命詩歌發(fā)展道路也提出了十分寶貴的見解，這是他對革命詩歌建設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上шP(guān)于這方面的記述、回憶性質(zhì)的文章太少了，只能根據(jù)已有的材料和魯迅自己的書信、文章來論述。據(jù)杜力夫同志在《永不磨滅的印象》一文中回憶說，1928年他曾根據(jù)“廣州暴動”同志所講的真實景況和勃洛克的《十二個》長詩體裁，寫了《血與火》一詩，歌頌革命，打擊反革命。這首詩登在《太陽》月刊上。一次杜力夫同志遇見魯迅，談了學習作詩的情況，魯迅便對他說：“關(guān)于革命文學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你的詩作已走出了‘象牙之塔’，越過‘十字街頭’，方向似乎是對的?？梢耘η斑M吧！”〔43〕從魯迅對一個愛好詩歌的青年的鼓勵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革命詩歌的關(guān)心。
“左聯(lián)”成立后，革命詩歌進入了新的階段。1932年9月，“左聯(lián)”領(lǐng)導的“中國詩歌會”在上海成立，第二年開始出版《新詩歌》。當時革命詩人都在探索詩歌走向群眾的道路，詩歌大眾化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在“中國詩歌會”的倡導下展開了詩歌大眾化運動。魯迅極關(guān)心這個運動的發(fā)展。白曙同志的《回憶導師魯迅二三事》〔44〕一文，對我們了解這方面情況有珍貴的價值。據(jù)這篇文章說：1933年春夏間，作者與“詩歌會”成員之一石靈，在內(nèi)山書店遇見魯迅先生。魯迅曾關(guān)切地問起“詩歌會”，稱贊剛出版的《新詩歌》，并且鼓勵他們不要怕自己作品幼稚：“幼稚不要緊，誰見過剛出殼的雄鷹就會飛呀！只要健康發(fā)展，肯下苦勁就行了?！标P(guān)于如何寫詩的問題，魯迅對他們說，當時新詩的大毛病，就是別人看不懂，好像這樣做才是世界上的絕作，勸他們寫詩要“能吸取民間形式，學些民歌，也是個辦法，大致押押韻，做到通俗，可唱，就有陣地，至少比‘蒼蠅的自殺’和‘管他娘’那種歪詩強得多”。這些話是指責當時的“新月派”、“現(xiàn)代派”所提倡的頹廢詩風，也諷刺曾今可之流的“國家事，管他娘，叉叉麻將”一類無聊新詞的。后來，他們在“詩歌會”中曾建議請魯迅先生談談“新詩歌的戰(zhàn)斗任務”，對詩壇上頹廢萎靡的詩風進行有力的批判。因為考慮到魯迅的安全未能如愿。后來由當時《新詩歌》的編輯者之一杜談（即竇隱夫）給魯迅先生寫了封信，要魯迅談談新詩問題。魯迅很快回了信。在這封信里，魯迅對于新詩的發(fā)展道路提出了十分珍貴的意見，他說：
我只有一個私見，以為劇本雖有放在書桌上的和演在舞臺上的兩種，但究以后一種為好；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后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jié)調(diào)，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許多人也唱《毛毛雨》，但這是因為黎錦暉唱了的緣故，大家在唱黎錦暉之所唱，并非唱新詩本身，新詩直到現(xiàn)在，還是在交倒楣運。
我以為內(nèi)容且不說，新詩是要有節(jié)調(diào)，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45〕
這是有關(guān)魯迅詩歌見解方面極珍貴的材料，然而過去大家只當做一般私人通信來引用，未能了解它對新詩發(fā)展的巨大指導意義。這封信寫于1934年11月1日，查《魯迅日記》這一天中有這樣的記載：“得竇隱夫信并《新詩歌》二本。夜寄徐懋庸信、附復竇隱夫箋，托其轉(zhuǎn)交?！焙髞?943年王亞平在一篇文章里說這信是“答新詩歌社的書簡”〔46〕，但語焉不詳。白曙的文章使我們對這封信了解得更清楚了。據(jù)這篇文章說，這封信不僅是給“詩歌會”專門談詩的，而且當時還在《新詩歌》雜志上公開發(fā)表了〔47〕，這就使這封信對革命詩歌的發(fā)展有了特殊的意義。這封信里，魯迅批評了新詩的缺點，提出了關(guān)于新詩發(fā)展道路方面的寶貴的意見。類似的看法，我們在后來魯迅給蔡斐君的信里也可以看到：“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48〕我們知道，五四以后的新詩，接受了外國詩歌很深的影響。它打破了舊詩格律的束縛，卻又產(chǎn)生了另外一種過分散文化的傾向。自由詩、無韻詩勢力很大，從思想感情到語言形式，都還是離人民很遠的，這就使《毛毛雨》之類的東西仍然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當時不少革命詩人開始嘗試用歌謠、小調(diào)寫詩，摸索著詩歌大眾化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魯迅提出詩歌要有節(jié)奏，押韻，易記，能唱，動聽，做到通俗易懂，這對當時革命詩歌的大眾化運動有巨大的指導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勸他們寫詩，要“能吸取民間形式，學習民歌”。1934年魯迅在他寫的《門外文談》里，也曾有意識地推崇勞動人民的詩歌作品，說“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49〕。都是啟發(fā)詩人向民歌學習，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yǎng)。這些意見在當時不能不說是很深刻的。從這里可以窺見魯迅為革命詩歌發(fā)展所描繪的具體道路。當時不少詩人事實上已經(jīng)遵循這條道路進行創(chuàng)作，實踐了魯迅的指導。就是我們今天來進一步探討新詩在民歌與古典詩歌基礎上發(fā)展的道路時，魯迅先生的這些意見仍然是值得反復深思的。魯迅在30年代，曾用“阿二”等筆名，在“左聯(lián)”刊物《十字街頭》上發(fā)表了幾首民歌體的諷刺詩，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戰(zhàn)斗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魯迅在詩歌大眾化方面的實際努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魯迅對新詩運動是有杰出貢獻的：他最早向中國介紹了歐洲的“摩羅”詩人，在無聲的中國呼喚反抗詩人的誕生；五四前參加新詩創(chuàng)作，為新詩的誕生敲起助興的“邊鼓”；五四以后，與反對新詩的封建衛(wèi)道者，資產(chǎn)階級、法西斯的詩歌及其理論堅決斗爭，捍衛(wèi)了新詩的幼芽，為新詩發(fā)展掃清道路；鼓勵和指導革命詩歌的創(chuàng)作，提出了不少寶貴的詩歌方面的見解。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魯迅先生是新詩的先驅(qū)者，也是新詩的捍衛(wèi)者和建設者。魯迅對中國新詩運動的貢獻，將永遠與新詩同在。
在當時，魯迅是多么殷切地希望著新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詩歌的誕生??！1936年3月，距魯迅逝世前七個月，當他知道有人要將保存的殷夫的《孩兒塔》遺稿拿去出版，要求他為這本詩集寫一篇序的時候，他的心情是那樣的激動。四年前，他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里，沉痛悲憤地紀念過殷夫，這時，殷夫的年青的相貌又在他眼前出現(xiàn)。魯迅當時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瀝，愴然有懷，便用力疾寫了一篇深情的短文，這就是《白莽作〈孩兒塔〉序》。后來魯迅知道是被騙了。書沒有出版，這篇序卻發(fā)表了，而且成了中國無產(chǎn)階級詩歌史上永遠值得紀念的豐碑！看，魯迅對革命的無產(chǎn)階級詩歌是這樣熱烈贊頌的：
這《孩兒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現(xiàn)在的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qū)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50〕
今天，那些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的詩歌已經(jīng)消逝，新詩正走在一個光輝燦爛的世界里。在這時候，回憶魯迅先生為新詩戰(zhàn)斗的經(jīng)歷，重溫他的教導，該是多么親切而有益的事??！
1962年10月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注釋
〔1〕 以上引文均見《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
〔2〕 1908年《河南》第二號《社告一》。
〔3〕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4〕 《魯迅全集》第1卷，第317頁。
〔5〕 同上書，第153頁。
〔6〕 《魯迅全集》第9卷，第296頁。
〔7〕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8〕 劉半農(nóng)：《初期白話詩稿》序，1933年星云堂影印本。
〔9〕 《魯迅全集》第7卷，第4頁。
〔10〕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11〕 《魯迅全集》第9卷，第296頁。
〔12〕 《魯迅全集》第1卷，第397頁。
〔13〕 汪靜之：《蕙的風》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14〕 同上。
〔15〕 《魯迅全集》第1卷，第470頁。
〔16〕 《魯迅全集》第2卷，第303頁。
〔17〕 《魯迅全集》第9卷，第81頁。
〔18〕 《魯迅全集》第4卷，第130頁。
〔19〕 《魯迅全集》第7卷，第344頁。
〔20〕 《魯迅全集》第3卷，第317頁。
〔21〕 《魯迅全集》第7卷，第41頁。
〔22〕 《魯迅全集》第7卷，第5頁。
〔23〕 《魯迅全集》第5卷，第309、316頁。
〔24〕 《魯迅全集》第4卷，第245頁。
〔25〕 同上書，第253頁。
〔26〕 同上書，第452、453頁。
〔27〕 《魯迅全集》第5卷，第443頁。
〔28〕 《魯迅全集》第9卷，第79頁。
〔29〕 《魯迅全集》第9卷，第81頁。
〔30〕 《魯迅全集》第1卷，第332頁。
〔31〕 《魯迅全集》第3卷，第408頁。
〔32〕 《魯迅全集》第3卷，第408頁。
〔33〕 《魯迅全集》第4卷，第108頁。
〔34〕 同上書，第167頁。
〔35〕 《魯迅全集》第7卷，第342頁。
〔36〕 《魯迅全集》第10卷，第281頁。
〔37〕 《魯迅全集》第4卷，第31頁。
〔38〕 同上書，第183頁。
〔39〕 《魯迅全集》第4卷，第183頁。
〔40〕 同上。
〔41〕 《魯迅全集》第7卷，第398頁。
〔42〕 《魯迅全集》第3卷，第253頁。
〔43〕 《人民日報》1961年10月19日。
〔44〕 《廣西日報》1961年10月21日。
〔45〕 《魯迅全集》第10卷，第250頁。
〔46〕 《文學批評》第2號，《魯迅先生的詩及其詩論》。
〔47〕 據(jù)白曙文章說，該信發(fā)表于《新詩歌》第二卷第一期上。查這一期《新詩歌》，實無此信。經(jīng)上海魯迅紀念館代為查核函告，魯迅的信當刊登于二卷四期《新詩歌》上。
〔48〕 《魯迅全集》第10卷，第281頁。
〔49〕 《魯迅全集》第6卷，第76頁。
〔50〕 《魯迅全集》第6卷，第402頁。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