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寫作的零度》一書由三個獨立部分組成,它們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lián)性:巴爾特文學寫作觀立場的宣示(《寫作的零度》,1953),古典文學寫作分析(《新文學批評論文集》,1971),以及作者在其最后“新文學”實踐階段對文學寫作的再次總結和展望(《法蘭西學院就職講演》,1977)。
三部作品中,第一部《寫作的零度》,實際上是若干文學批評論文的集成,其中最早一篇發(fā)表于1947年。關于作者的文學觀,譯者已在附論中有所論述。此書思想形成和表達的時代背景是:戰(zhàn)后法國左翼思想界和文學界曠日持久的文壇論戰(zhàn)環(huán)境。巴爾特那時30出頭,剛從療養(yǎng)院世外桃源進入巴黎“抵抗運動”一代正活躍于其中的法國文壇。戰(zhàn)后15年來法國和意大利文壇和影壇均由左翼文化人主導,而他們彼此一直爭論不休,所涉及的問題既包含理論立場方面,也包含政治實踐方面。在此由薩特、梅羅-龐蒂、加繆等主導的存在主義文學思潮中,今日看來其實充斥著理論概念及其應用方面的混亂。巴爾特作為當時這些新銳“思想大師”的早年崇拜者,卻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他們爭論中的許多認識誤區(qū)。思考重于行動的巴爾特,從不介入導致上述三人之間尖銳沖突和最后彼此分裂的政治實踐選擇,而是專注于文學認識論和美學方法論問題,從而使其文學批評論述具有著更為經(jīng)久的理論價值。
《寫作的零度》這本書最初曾被法國Gallimard出版社拒絕出版。后來注意和批評本書者多來自法共和薩特陣營,因為巴爾特的文學“中立主義”似乎是直接針對著薩特和左翼文學的“介入道德”觀的,雖然他并未在文中點名批評他內心尊敬而理論上不贊成的薩特。結果,本書成為對薩特《文學是什么》(1947)中有關文學應干預社會、生活、政治等主張的質疑。從而開啟了日后法國文學批評領域內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長期對立。巴爾特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與左翼文學藝術家來往(包括當時從民主德國來法表演的布萊希特劇團)最密切的時期,始終對法國左翼親蘇聯(lián)文藝路線的作為不表認同。(同樣的,六七十年代他在法國社會文化大動蕩時期也絕不參與任何政治性活動,雖然他并不放棄觀察和分析各種左派文化和社會活動的機會,包括1974年隨法國左翼代表團參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本書用語和行文比較抽象,往往比有規(guī)范可循的哲學話語更難理解。其實問題并非在于所用名詞的抽象性,而在于其將普通的名詞作為“抽象”名詞使用時所產(chǎn)生的意義含混性,特別是作為本書中心主題、也是作者畢生思想主題的“寫作”(ecriture)概念本身。作者力圖擺脫思想和形式關系的傳統(tǒng)含混性分析,而傾向于直接觀察剖析文本的意義構成方式和條件,其結論遂具有特殊的理論啟示價值。
以“書寫”或“寫作”作為符號學或文學理論中的一個基本范疇,是當代法國思想界特有的現(xiàn)象。雖然作為理論性概念,前有較少理論性意涵的巴太依和薩特的使用法,后有德里達和拉康的過度理論化的使用法,但只是從《寫作的零度》開始,“寫作”才正式確立其文學理論基本范疇的地位。寫作避開現(xiàn)實,朝向語言和形式、朝向寫作行為本身。以至于當結構主義和符號學自20世紀60年代末起在美國漸漸被接受的三四十年后,在記號、文本、話語、陳述等符號學概念均已通行無礙之后,“寫作”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或美學的基本概念,其含義和功用在美國人文學術理論界仍然未獲得普遍重視。而羅蘭·巴爾特的理論天才,一開始就與他對文學話語之意義構成中此一兼具最普通意思和最復雜意思的“寫作”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說,“在語言結構和風格之間存在著表示另一種形式性現(xiàn)實的空間:這就是寫作”。于是寫作就成為了巴爾特的文學理論設問中心,并被他看作是一種所謂“形式的倫理”,以及看作是一種有關“社會場景”(寫作方式)的選擇。寫作實踐的內在含混性則在于:寫作始于作家和社會的接觸,卻通過“悲劇性的逆轉”,“使作家從這種社會目的性返回到他創(chuàng)作行為的工具性根源”。
但是,從此書被不斷讀解的50年后,我們仍須承認作者的這些批評性話語的表達內容過度壓縮,似乎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迅速、順利地完成自己在具體和抽象兩軸間快速跳動中的思想記錄,而較少關注于如何通過較多例證使其說明更為詳盡易懂。作者首先區(qū)分了結構和風格這兩個概念:“語言結構在文學之內,而風格則幾乎在文學之外”,“語言結構的水平性與風格的垂直性共同構成了作家的一種天性?!闭Z言結構是否定性的,風格是必然性的,“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語言結合起來”。語言結構和寫作風格的突出導致對思想內容的淡化,因此必然反對政治性寫作和思想性寫作的文學介入觀。巴爾特說,古典寫作是偏于內容的,其語言是關系性的?!霸谄渲凶衷~會盡可能地具有抽象性,以有利于關系的表現(xiàn)。”“在古典語言中,字詞不會因其自身之故而有內涵,它幾乎不是一件事物的記號,而寧肯說是一種進行聯(lián)系的渠道。字詞絕不是沉入一種與其外形同質的內在現(xiàn)實中去,而是在剛一發(fā)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詞,以便由此形成一個表層的意圖鏈?!薄霸诠诺湔Z言中,正是關系引領著字詞前進……在現(xiàn)代詩中,關系僅僅是字詞的一種延伸,字詞變成了‘家宅’……字詞有如某種真理的突然啟示?!边@樣,巴爾特說,巴爾扎克和福樓拜的寫作之間就存在著對立,彼此之間發(fā)生了“本質性的斷裂”。巴爾扎克是純然古典的,福樓拜則正從古典有力地邁進現(xiàn)代?!百Y產(chǎn)階級的寫作”既是工具性的(形式為內容服務)又是修飾性的(以功能以外之事進行修飾),修辭學因之而復興。巴爾特說1848使此“資產(chǎn)階級的寫作”發(fā)生了斷裂。這種現(xiàn)實主義小說只能夠表現(xiàn)一種“惰性的現(xiàn)實”,所謂表現(xiàn)現(xiàn)實的“最佳形式選擇”,不過是出于“表現(xiàn)性之慣習”。他說,“在現(xiàn)代主義中不存在詩的人本主義……這些直立性的話語……不使人和其他人發(fā)生聯(lián)系,而是使人和自然中最非人性的意象發(fā)生聯(lián)系:天空、地獄、神圣……”。表面上巴爾特的批評論文是針對當時法國戰(zhàn)后文學爭論的特殊現(xiàn)象而發(fā),實際上他已觸及一個有關西方文學理論內更普遍、更根本的問題?!皩懽鳌保c記號和文本相比,實際上是一個“二級”概念,它是一種有關文學寫作實踐的綜合機制,涉及各種不同層面上的相關因素,讓我試將其列舉如下,供讀者參考:
◎語言結構:人類思想形成和表達的一般框架和條件;
◎言語表達:思想內容的語言實現(xiàn)結果;
◎個人風格:與作者個人身心氣質傾向相關的特殊修辭學傾向;
◎歷史時代:社會時空環(huán)境內的人際支配關系,它影響著作者思想的形成;
◎認知方式:敘事表達和因果關系格式的時代特殊性;
◎價值語言:價值偏見和客觀再現(xiàn)的混淆;
◎主體自由:作者在諸多主客觀因素互動關系中的方向選擇;
◎寫作立場:作者在寫作實踐中最終的方向和策略的決定;
◎寫作對象:實用目的和表現(xiàn)欲望的區(qū)別;
◎讀者身份:被動消費和積極參與的區(qū)別。
以上各項有關寫作的主層面,反映了各種外在的制約因素和內在的自由因素及其相互關系。而所謂自由仍然是高度受決定的;主體選擇邏輯理由的欠缺,導致主體自由的運用成為無根據(jù)的了。為了達至合理的選擇,首先應該擺脫各種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而其結果卻是,以擺脫意識形態(tài)偏見本身當成了倫理性選擇的標準。
巴爾特始終一貫的研究對象即敘事體文本,也就是小說和歷史。小說和歷史,表面上一者是虛構,另一者是敘實,但二者均以“故事”編織為目的。從起源上說,小說(其原型是某種故事)和歷史極為相似,因為古代之所謂歷史類記敘文字,實際上包含著大量想象和虛構內容,特別是在若干記錄之間的時空“聯(lián)系”方面,均依靠于想象的“填充”。而最后的書寫成品的歷史類“敘實”文本,其形式和特征與虛構體小說完全一樣。巴爾特即從此處切入,同時考察小說和歷史所共同具有的敘實文本的結構和功能,包括表現(xiàn)現(xiàn)實過程(因果性敘實)的話語之“真實性”問題。表面上,巴爾特重視的是文學話語的形式分析問題,實際上相關于文學話語的真實性問題。正是在這方面,巴爾特和戰(zhàn)后法國之“文學—政治—道德”意識形態(tài)運動發(fā)生了關聯(lián);也同樣地與現(xiàn)代派文學和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關系問題發(fā)生了關聯(lián)?!秾懽鞯牧愣取酚谑且蚤g接的方式涉及一般文學理論的問題核心,關系到歷史話語和小說話語之中的兩種真實性問題。懷疑主義者巴爾特的寫作學,向這兩種敘事真實性均提出了質疑。一方面存在著一個敘事過程能否真實反映生活現(xiàn)實的問題,另一方面此過程顯露出敘事文本始終難逃被各種功用主義控制的命運。
巴爾特主張的零度的寫作或中性的寫作,“存在于各種呼聲和判決的環(huán)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如加繆的《局外人》?!拔膶W應當成為語言的烏托邦?!奔兾膶W或高級文學為思想類文學,其最高發(fā)展為19世紀小說。小說成為表達現(xiàn)實和真理的幻想工具。但是由于前述各種主客觀制約因素,20世紀以來,小說的功能成為高度可疑的,作家的自我真理意識和小說話語的表達現(xiàn)實的能力相互對立。但是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小說發(fā)揮了時代認知目標:作家企圖以綜合的、整體的方式來表現(xiàn)社會歷史現(xiàn)實畫面。20世紀以來,知識和社會環(huán)境的根本變化,使得19世紀的小說話語漸漸失去了其表達現(xiàn)實幻想的功能?,F(xiàn)實主義小說的目的有二:表現(xiàn)現(xiàn)實和評價現(xiàn)實(等于表達理想和評價標準)。20世紀小說本來已經(jīng)將對象全面地從社會轉向主體,文學思想的作用(以現(xiàn)代詩為典型)局限于主體領域。法國戰(zhàn)時及戰(zhàn)后特殊的歷史格局導致對古典小說功能的回歸:作家重新采取社會道德性的寫作目標。但是由于知識環(huán)境的改變,存在主義的虛無主義本體論與文學的社會道德論的實用主義混合,產(chǎn)生了一種準邏輯性關聯(lián)——文學的“介入”道德觀。與此相反,巴爾特寫作學策略是否定性的。中性的、白色的、零度的寫作,即回避或擺脫社會性價值判斷和實踐介入,以維持一種文學認識論和實踐論的一致性。
《寫作的零度》作為一部戰(zhàn)后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經(jīng)典,對于長期隔膜于文學形式和機制研究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者,具有直接的啟示性意義。我們不僅應該研究文學思想的“內容面”,也應該研究文學思想的“表達面”,后者的構成分析相關于文學思想表達的背景、能力和目的等方面。這會有助于作家和文學研究者更深入地把握文學思想產(chǎn)生和運作的整體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末譯者發(fā)現(xiàn)巴爾特理論起,逐漸認識到傳統(tǒng)哲學對形式與內容關系的分析,必須從符號學角度來重新思考。大約1984年返國不久,我就認為《寫作的零度》一書對于中國的文藝理論研究者將會十分有用,它應該和《符號學原理》同時盡早譯介給中國讀者。結果兩書均于1985年譯出,并終于在1988年于三聯(lián)書店出版。此次再版時,譯者對全文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核校和改正。
《新文學批評論文集》這部小書為作者所寫8篇文學作品評論文的匯集。在這些有關古典作品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一位更易理解、更接近于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論述風格,其中涉及“內容”之處比比皆是,特別是有關揭示思想和人性負面價值方面。例如作者說,“道德秩序僅是一種偶然性的無秩序的假面”,但它“比最終堅持一種貌似而怪誕的秩序的說法更具有安心的作用”。(《羅什富科》)“價值歸根結蒂只是自我欺瞞。”“不可能存在有關于品德的系統(tǒng)……人之真實的無秩序性……賦予人以一種統(tǒng)一性?!薄案裱允巧除埖闹苯赢a(chǎn)物……格言不斷地質疑世俗世界……羅什富科的爭議方式既是辛辣的又是不充分的,它巧妙地為一個階級必須賦予它自己的質詢規(guī)定了限度,如果它希望該質詢既有凈化功效又無危險的話?!倍凇断亩嗖祭锇海豪噬纳健肺闹形覀冏x到:“回憶是寫作的開始,反過來,寫作是死亡的開始。”在《富洛敏?。憾嗝啄峥恕分凶x到:“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價值……被包裹在一種主體的唯心主義心理學中……小說從主體取得其統(tǒng)一性、內容和揭示過程。”最后,甚至于可以讀到一些今日人云亦云的理論根據(jù):“‘理性是美的敵人,因為正義和真理是不可分開的朋友’……在閱讀了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馬拉美之后,誰還會理解這種說法呢?”但是,和傳統(tǒng)式文學批評不同處在于,我們隨時可以發(fā)現(xiàn),雖然作者的批評針對著思想內容,而其觀察和分析角度始終也是朝向著形式和內容的關系的,從而暗示著作家寫作背后的某種結構性制約的存在。
《法蘭西學院就職講演》是巴爾特進入這座法蘭西學院最高學府時的新文學觀(一種文本享樂主義)“宣言書”,其語氣恬淡與19世紀五六十年代銳利文風已大為不同。70年代初始發(fā)布的《文本的歡娛》雖然是沿著作者一向關注的寫作學路線的自然發(fā)展,但早期論述中顯露的積極懷疑和探索的特點,自60年代末起已進一步朝向一種消極虛無主義文學實踐觀。也就是,懷疑主義的運作從文本分析風格轉移到虛無主義價值主張上來,“歡娛”或“快樂”成為一種空靈的“能指”、成為無目的的目的;其所謂快樂實際上是內心極度頹喪的一種映像。巴爾特進入一所同樣不須授予學位、即無教學責任約束的高等學府。這篇宣言書,不是有關本人教學計劃的,而是有關本人文學實踐自由觀的。
讓我們來看這篇講演中的如下語句:
◎“我們真正的戰(zhàn)斗……是對抗各種權勢?!?/p>
◎“所有的分類都是壓制性的:秩序既意味著分配又意味著威脅?!?/p>
◎“全部語言結構是一種被普遍化了的支配力量?!?/p>
◎“一切學科都出現(xiàn)在文學珍品之中……文學使這些知識發(fā)生了變化,它既未專注于某一門知識,又未使其偶像化;它賦予知識以間接的地位,而這種間接性正是文學珍貴性之所在……文學所聚集的知識既不是完全的,也不是最終的,它不說它知道什么,而是說它聽說過什么……即它知道許多有關人的一切?!?/p>
◎“就知識而言,文學是絕對現(xiàn)實主義的,因為只有現(xiàn)實才是文學中欲望的對象……文學也是……非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認為對不可能事物之欲望是合理的。”
◎“馬拉美說的‘改變語言’和馬克思說的‘改變世界’是同時出現(xiàn)的?!?/p>
從這些引句中可以看出,巴爾特的“文學權勢觀”已從社會和歷史層面“升華”或“虛化”至語言和寫作層面,從而預示了其后課程內容將會朝著唯美主義“升華”的方向發(fā)展。
關于作為講座名稱的“文學符號學”,巴爾特解釋說:
◎“文本似乎成為去權勢化的編織本身。”
◎“文本(分析)……揭掉了那個沉甸甸地壓在我們集體性話語上面的普遍性、道德性、非區(qū)別性的蓋子。”
◎“文學與符號學就結合了起來,彼此糾正對方。一方面,不斷回到古代和現(xiàn)代的文本中去,經(jīng)常浸入意指性實踐的最復雜的活動——寫作中去,這就迫使符號學研究區(qū)別性,使其避免獨斷性、避免執(zhí)著、即避免把自己看做是本來并非所是的普遍性話語。”
◎“文學符號學……使我們踏上一處由于無人繼承而成為自由的土地。”
◎(在法蘭西學院)“除了聽眾的忠實以外不再期待任何其他認可?!?/p>
《法蘭西學院就職講演》是巴爾特對其所言一生全新階段開始的自白。從后來作者遺著中知悉,作者其實是懷著人生最后的孤獨和憂郁跨進這所最高學術殿堂的,并固執(zhí)而近乎任性地宣稱自己有向學生隨意表白文學思想的自由和責任,以抵制任何限制性的思想規(guī)范??梢哉f,本文預示了其后三年間講演課程的意旨,而所講授的內容將不會是有關文學史的客觀知識,而是講演者對文學話語中有關“幻想”和“想象”等概念的體驗和分析,以及有關其中性文學觀的系統(tǒng)闡釋。
本文也是根據(jù)1988年出版的譯者舊譯重新核校潤色而成,不妥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