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巴爾扎克和他的《人間喜劇》
柳鳴九
1850年8月20日，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的一個小山坡上，在落輝的霧靄之中，一副包鉛皮的橡木棺材緩緩放進了墓穴，這時，升起了一個聲音，一個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后來八十年代經常作為法蘭西民族的代表的聲音：“在最偉大的人物中間，巴爾扎克是第一等的一個，在最優(yōu)秀的人物中間，巴爾扎克是最高的一個”，“從今以后，他和祖國的星星在一起，熠耀在我們上空的云層之上”
。
一個人物的歷史地位，絕不是一時的頌詞所能締建起來的，哪怕是眾口一致的頌詞，而必須經過至少一二個歷史時期的考驗與鑒定。上述出自雨果之口的頌詞已經過去一個半多世紀了，它承受了歷史歲月的推敲。時至今日巴爾扎克不僅僅是法蘭西上空的一顆星星，他已經成為人類文化星空中一個巨大的星座。當我們要在迄今為止的全部人類文學歷史中，舉出這樣一個作家，其勞動量最為驚人，其創(chuàng)作的規(guī)模最為宏大，眾多的作品通過有機聯系渾然一體，其創(chuàng)造精神最為浩博，思想內容豐富而厚實，而其整個創(chuàng)作既具有深廣的歷史內容，構成了整個一個社會、整個一個時代的活的歷史，又凝聚著豐富的藝術經驗，具有強旺的藝術生命力，以永不磨滅的藝術靈光，吸引著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讀者——當我們要舉出這樣一個作家的時候，往往最先就想起了巴爾扎克這個名字。
一 歲月難，作品比歲月多
巴爾扎克幾乎是與十九世紀同時誕生，而與這個世紀上半葉的五十年始終相隨。1799年，他來到世界上的時候，法國已經在十年前爆發(fā)了資產階級革命，封建貴族階級的政治統治權被徹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被連根鏟除。暴風驟雨的革命高潮已經過去，革命的進程還沒有告終。這一年，拿破侖取得了政權，開始了“法國革命最后階段”的拿破侖時期。在這個時期里，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得到了鞏固，資本主義關系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取代了封建關系，拿破侖資產階級帝國的版圖幾乎擴張到整個歐洲，拿破侖軍隊帶到歐洲各國的資本主義關系對這些國家的歷史發(fā)展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雖然1814年波旁王朝又得以復辟，但并未能阻止資本主義關系在法國的繼續(xù)發(fā)展，而封建貴族階級在復辟時期也未能免于“在庸俗的、滿身銅臭的暴發(fā)戶的逼攻之下逐漸滅亡”的命運，不久，1830年的七月革命，就最終結束了法國近代史上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爭奪政治統治權的斗爭，自此以后，被打倒的封建階級再也無法站立起來，資本主義秩序在法國樹立了自己絕對的統治。
巴爾扎克所生活的這五十一年，正是法國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在這個資產階級發(fā)展了社會化的大生產，“創(chuàng)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的時期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fā)生了急驟的變化。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也不像在封建時代那樣，帶有某種命定性，取決于血統與門第，而是在自由競爭中起伏沉浮，“雜貨商肯定可以成為法國元老，貴族有時會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資產階級價值標準成為個人登龍發(fā)跡的保證，個人以自己的雄心與才能，就可以開拓自己的天地與領域。最高的典范是這個時代的代表拿破侖，他從一個炮兵中尉成為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并且對有才能者加以破格的提拔，他的先例與他所充分兌現的資產階級價值標準，成為十九世紀上半期法蘭西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于是，在社會生活的領域里，懷著各種野心與各種才能的人，都進行著緊張的奮斗。也許只有考慮到這種時代的氛圍與風尚，才能理解巴爾扎克身上那種要創(chuàng)建一個文學帝國的雄心與動力，才能理解一個庸俗的資產者的兒子何以成為《人間喜劇》的作者。
其實，這種性質的雄心與動力在他父親身上已經有了，只不過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在相當渺小的領域里。他的父親出身于農村一個貧窮的雇農家庭，但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為了向上爬，他把自己原來的姓氏巴爾薩加以修改，冒充十七世紀書信散文家巴爾扎克的本家。經過多年的奮斗，他在十九世紀初法國社會生活的滄海桑田中，如魚得水，不斷升遷，成為了一個富有的商人，在巴黎，他是資產階級上流社會中一名體面的紳士，在外省，他是當地政治社會生活中一個頗有地位的頭面人物，雖然早年只受過一點初級的教育，但他附庸風雅，還寫過兩本書與一本回憶錄。如果說，巴爾扎克從他父親那里所繼承的強壯的體質，過人的精力和頑強奮斗的犟勁，對于他日后的驚人的雄心與勞作是不可忽視的天賦條件，那么，也許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他那家庭變遷發(fā)展的歷史所給予他的啟示。
巴爾扎克是家中的長子，從小寄養(yǎng)在圖爾市郊的農村，缺乏家庭溫暖的生活，既給他的童年帶來了痛苦，無疑也養(yǎng)成了他獨立奮斗的精神。他先后在圖爾與巴黎念完中學，1816年進入巴黎大學法科，此后，又在律師事務所當練習生、書記，他的父母希望他沿著這條路在法律界飛黃騰達，他肯定也被令人眼花繚亂的巴黎生活燃起過各種各樣的野心：法蘭西學院院士、參議院議員、部長、富翁。但他終于選定了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自己的道路，這時，他正二十歲。
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雄心也許一開始就是驚人的，正像他后來在自己房間里一座拿破侖塑像的底座上所寫的誓言那樣：“彼以劍未竟之業(yè)，吾將以筆完成之”。他具備實現這一誓言的條件嗎？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生來的文學天才，雖然，在小學與中學，他是一個博覽群書的學生，在大學，他是文科的旁聽生，對文學創(chuàng)作早已有了濃厚的興趣，在學法律期間，律師事務所的經歷又增進了他對人生的了解和對充滿各種利害沖突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認識，但他真正要取得文學的成就，竟還要花費十年的時光。起初，他在巴黎貧民區(qū)的一個閣樓上寫他的詩體悲劇《克倫威爾》，結果，作品慘遭失敗，為了經濟獨立，賺取稿費糊口，他與末流文人合作，寫一些離奇怪誕、情調浪漫的無聊小說，這些無聊的小說有十幾部之多。所幸他并沒有把這些低劣之作當作自己真正的文學事業(yè)，皆署以筆名，并且在他成名之后，干脆就不承認出自他的手筆。炮制劣等小說并沒有使他擺脫窮困，于是，他又夢想以各種辦法發(fā)財致富，先是辦出版事業(yè)，出版了莫里哀全集與拉封丹寓言集，結果大虧其本，接著，他又去經營印刷廠與鑄字廠，同樣以倒閉告終，留給他的是高達六萬法郎的債務。這時，他已經快三十歲了。
困頓出天才，這雖不是一個絕對的規(guī)律，但對巴爾扎克來說，倒確乎如此。
在這十年的艱難生涯中，他進行了大量的文學技巧的練習，“我曾寫了七部小說，作為初步的創(chuàng)作鍛煉，一本練習對話，一本練習描寫，一本練習如何組織人物，一本練習如何安排結構”，這顯然磨煉出他小說家高超的藝術技巧。
在夢想發(fā)財，進行商業(yè)活動而又連遭失敗的過程里，他親身深入了現代社會那充滿財產糾紛、買賣風險、競爭傾軋、投機倒把、陰謀陷害的經濟生活，精通了期票、契約、證券、匯單的學問以及種種繁復的法律程序與手續(xù)，洞悉了那人欲橫流中的每一個波瀾，并且從自己失敗與被追逼的經驗中，深切體會到金錢對現代生活、對人的命運的作用，這一切將構成他宏偉小說作品中豐富深刻的社會生活內容。
他在貧民區(qū)的生活，又使他認識了現代社會另一個巨大的群體，勞苦工人大眾，“聽著工人的談話，我就能深深體會他們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著他們那身破舊不堪的衣服，腳上就穿著他們那滿是窟窿的鞋子：他們的欲望、他們的需求，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靈，我的心靈和他們的心靈已經融為一體了……從那時起，我已經把那稱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東西加以分解，進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能識別他們好壞不同的各種品性，我那時已經明白這個郊區(qū)、這個革命策源地可能有些什么用處。”這擴大了他小說家的社會視野，加深了他對同時包括了資產階級與勞苦大眾兩個對立面的現代社會的認識與理解，而他在貧民區(qū)經常對周圍環(huán)境與人物內心生活的體驗感受、分析揣度，則又養(yǎng)成了他作為深刻的現實主義作家所不可或缺的觀察的習慣。
總之，這是巴爾扎克積累生活的十年，是他對現實的認識不斷深化的十年，也是他在藝術上進行磨煉的十年，在這十年中，一位偉大的小說家逐漸孕育成形了。
因此，他1828年搬進卡西尼街一號后，在自己的書桌上安置了一座拿破侖的小塑像，并且在上面題寫了他那豪言壯語的時候，他已經具備了在文學領域里創(chuàng)造出拿破侖式的奇跡的條件。
要完成偉大的文學奇跡，剩下來的事情似乎主要就是勤奮、艱苦的創(chuàng)作勞動了，如果說巴爾扎克十年積累時期之漫長在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那么，他成熟階段里巨大的創(chuàng)作量所顯示出來的勞動強度，幾乎可說是舉世無雙。1829年，他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說《朱安黨人》問世，到1848年，他完成了兩個劇本《后娘》與《生意人》而最后停筆，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除了雜文、政論與劇本外，僅僅小說作品，他就創(chuàng)作了九十一部，平均每年寫出小說四五種。
一開始，他那積蓄已久的創(chuàng)作力，就像火山噴發(fā)一樣，造成了一種耀目的奇景：1829年《朱安黨人》問世以后到1832年，他寫作和發(fā)表了中短篇小說三十多篇，其中有《蘇城舞會》（1829）、《貓球商店》（1829）、《高利貸者》（1830）、《家族復仇》（1830）、《三十歲的女人》（1830）、《沙漠里的愛情》（1830）、《紅色旅館》（1831）、《夏倍上?！罚?832）、《圖爾的本堂神父》（1832）、《玄妙的杰作》（1832）等，這些思想內容高度濃縮、藝術技巧圓熟的現實主義名篇，同時，還有別具浪漫主義風格的長篇小說《驢皮記》（1831）與對于了解巴爾扎克的思想發(fā)展有重要意義的自傳性小說《路易·朗貝爾》（1832）。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豐收，一系列在文學史上輝煌燦爛的鴻篇巨著，以極大的密度相繼問世：《鄉(xiāng)村醫(yī)生》（1833）、《歐也妮·葛朗臺》（1833）、《高老頭》（1834）、《絕對之探求》（1834）、《改邪歸正的梅莫特》（1835）、《幽谷百合》（1835）、《無神論者望彌撒》（1836）、《禁治產》（1836）、《法西諾·加奈》（1836）、《老姑娘》（1836）、《賽查·皮羅多盛衰記》（1837）、《紐沁根銀行》（1837）、《古物陳列室》（1838）、《比哀蘭德》（1839）、《卡迪尼昂王妃的隱私》（1839）、《鄉(xiāng)村本堂神父》（1841）、《于絮爾·彌羅埃》（1841）、《攪水女人》（1842），等等。
最后，他那宏偉的文學大廈落成了：1842年，他確定了《人間喜劇》的總體規(guī)劃，把他數量龐大的作品連成了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并且在最后幾年里，又完成了幾部文學巨著：《幻滅》三部曲（1837—1843）、《貝姨》（1846）、《邦斯舅舅》（1847）、《交際花盛衰記》（1838—1847）與《農民》（未完成），更進一步充實了他的文學大廈的內容。
上述這個清單雖然簡略而不完全，但已經表現出了一個奇跡般的事實：人的智力勞動竟然可以生產這樣大的出息。如果考慮到巴爾扎克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要經過反復的修改和增刪，每排一次版校樣要換十幾次，那么，一部作品也就意味著成倍或數倍的工作量。他那緊張的一天，往往是這樣度過的：半夜起床，喝一點咖啡，便開始寫作，一口氣工作十二小時，然后，再趕到印刷廠，審閱校樣，同時又開始構思新的作品，或者，他把自己關在家里一兩個月，集中精力進行寫作，有時一天要工作十八個小時。正是以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拼命的勞動，他十天寫出了著名的小說《圖爾的本堂神父》，三天三夜寫出了不朽的杰作《高老頭》，而《聞人高迪薩》與《盧琪利一家的自白》則都是一夜之間急就而成的……
還應該看到，巴爾扎克既不像蒙田那樣有自己恬靜的田莊，更不像伏爾泰那樣有萬貫家財，福樓拜的那種優(yōu)裕的日子，他也未能享受，他一生始終是在經濟的壓力下進行寫作。早年的窮困自不待言，后來他做生意虧本而欠下的債務，又成為了他沉重的包袱。是的，他成名以后豐厚的稿費收入使他還清了1829年以前所欠的六萬法郎，但他奢侈的生活、闊綽的排場、放手的揮霍又使他不斷欠下新債，到1836年的時候，債務總額又達到了十萬法郎。舊的債務去，新的債務來，他的生活形成了這樣一種捉襟見肘的尷尬局面：他所享用的一切物質條件都是在債券與期票緊張的川流不息之中維持著的，因此，不得不同時為了精神作品的生產與物質生活的保障而進行奮斗，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依然要不停地工作，沒有盡頭地奔忙，為的是設法支付票據”。如何致富以徹底擺脫債務，始終是煩擾著他的一大問題。為此，他創(chuàng)辦過兩種雜志，其中之一幾乎由他一人獨力執(zhí)筆；他制訂過十幾種企業(yè)計劃，1838年，還親自跑到科西嘉島與撒丁島，想找到可以開發(fā)的被廢置的銀礦；他還進行過許多試驗，異想天開地想發(fā)明一種新的物質。而在碰壁之后，則又幻想有愛好藝術的大富翁給他無窮無盡的施舍，幫他還清債務，或者謀求娶一個有錢的妻子，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當他從所有的幻想中清醒過來的時候，他仍然只能以他堅忍不拔的毅力、靠他強健的體格與創(chuàng)作才能去進行極度辛苦的創(chuàng)作勞動，在勞動中用濃烈的黑咖啡刺激他疲憊的身心。
日積月累，他消耗了成噸的咖啡，在為自己與富孀韓斯卡夫人的婚事奔忙了一陣之后，他結婚不到半年，終于倒了下來，死于五十一歲。一生如此短促，歲月如此困頓，而作品卻比歲月還多。這是巴爾扎克作為一個人所創(chuàng)造的奇跡，也就是巴爾扎克作為文學家之所以偉大的第一層含義。
二 前所未有的文學大廈
對于文學家來說，多產不一定就是偉大的標志。在人類文學發(fā)展的過程中，多產作家并不乏其人，然而，能稱得上偉大、能與巴爾扎克并肩而立的卻幾乎沒有。巴爾扎克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多產作家不知多少倍的是，他數量龐大的作品，并不是零亂的堆積，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有機的整體《人間喜劇》。
這是一個怎樣的整體呢？它由那么多單個的藝術杰作組成，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或少數的幾部，就足以使作者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何況是那么龐大的數目。這些單個的藝術品所呈現的形象圖景，互相關聯、互相滲透，形成了一個統一的世界、一部完整的歷史，還不僅是一個世界、一部歷史呢，它提供了分析與哲理，在某種意義上又構成了一個思維的體系。把這樣一個整體比喻作什么呢？說它像一座宏偉的大廈、輝煌的宮殿，但砌成大廈或宮殿的每一塊磚石，哪里有構成它的每一部作品那樣富有藝術的生命？說它像一部豐富的交響樂，但哪一闋交響樂包含有它那么豐富的主題旋律與變奏？我們很難用人類勞動的任何其他產物，哪怕是奇妙的產物來比喻它，它就是它自己，它就是偉大的《人間喜劇》，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一個幾乎是無法比喻的博大、浩瀚的內容：人的戲。
我們無意于神化巴爾扎克，他是人。他那宏偉得令人目眩的《人間喜劇》的整體，并不是一下就構思出來，就像仙杖一點，平地就出現了宮殿那樣，它是以經年累月的勞動逐步醞釀籌建而成的。
早在1829年，他出版了《婚姻生理學》，“生理學”這一題名最初就體現出作者對人類生活采取一種研究的態(tài)度與立場，這正導致日后《人間喜劇》的產生，而且，這一部作品后來也構成了《人間喜劇》三大組成部分之一，即《分析研究》的內容。同年，他與出版商簽訂了出版《私人生活場景》的合同。次年，即1830年，幾乎是他在創(chuàng)作上剛進入成熟階段的時候，他就以《私人生活場景》為總的標題，出版了《家族復仇》、《品行惡劣的危險》、《蘇城舞會》、《貓球商店》、《慈善的女人》等作品的結集。1831年，他又以《哲理小說與故事》為總的標題，出版了《驢皮記》、《該死的兒子》、《劊子手》、《長壽藥水》、《玄妙的杰作》、《一個女人的側影》等作品的結集，他這兩個作品集的標題，實際上在寫其中的作品之前就已經產生了，或者是同時產生的。因而，它們的出版不同于一般地將一些單篇獨立的作品收集成冊，而是明顯表現出了巴爾扎克有心使他那些各自獨立的作品服從某個統一的目的、形成某種整體結構的意圖，而這兩個結集，事實上也就是《人間喜劇》其他兩部分即《風俗研究》與《哲學研究》的雛形。
1832年，他開始運用讓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再現的手法，找到了把他的作品聯成一個整體的具體途徑。
1833年，他與出版商簽訂了《十九世紀風俗研究》出版合同，1834年，他開始同時以《十九世紀風俗研究》與《哲學研究》出版他的作品，同年年底，他授意菲力克斯·達文為《哲學研究》撰寫了著名的序言，第一次正式宣告了他龐大的創(chuàng)作計劃以及他正在從事創(chuàng)建“一個統一、獨立、新鮮的整體”的意圖，他這個“整體”包括了三大部分，即《風俗研究》、《哲學研究》與《分析研究》，而在1835年他授意菲力克斯·達文為《風俗研究》所寫的序言中，他又正式宣告了《風俗研究》包括六個方面，即《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旅生活場景》、《鄉(xiāng)村生活場景》，至此，他那宏偉的整體結構的基本面貌已完全呈現了出來。
經過長期的醞釀之后，他于1841年最后決定給他的這個“整體結構”命名為《人間喜劇》。這個標題的原意是“人的戲”，與但丁的《神曲》之原意“神的戲”相對，顯然是受了那位意大利詩人的杰作的啟發(fā)而來。1842年，巴爾扎克寫出了著名的《〈人間喜劇〉前言》，闡述了他這宏偉結構的宗旨和他創(chuàng)作的意圖以及他在創(chuàng)作中所奉行的原則。1845年，他親自編定了《人間喜劇》的總目，分為三大《研究》?？偰恐幸淹瓿傻淖髌窋担偌由?845年以后增寫的小說數，具體情況如下：第一部分《風俗研究》為六個“場景”，《私人生活場景》中最后完成的小說共二十八部，另外四部已有提綱，尚未起草；《外省生活場景》中完成的小說十一部，另有六部未完成；《巴黎生活場景》中完成的小說十六部，另有六部未產生；《政治生活場景》中完成的小說四部，另有四部未完成；《軍旅生活場景》中完成的小說兩部，其他還有三十部僅有寫作計劃；《鄉(xiāng)村生活場景》中已出版的為兩部，基本上完成的為一部，另外還有兩部在計劃中。第二部分，《哲學研究》計劃有二十七部小說，寫成了二十二部，另有五部未完成。第三部分，《分析研究》計劃包括五部作品，完成的為兩部。以上總共已完成的作品計八十八部，是為《人間喜劇》的作品總數。
這一巨大的建筑工程，最初在巴爾扎克的思想里，“像一個美夢”，“又像一個幻想”，是那么難以實現，然而，他以令人崇敬的毅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實現了它，正像他所描述的，時而建起“龐大的結構”，時而完成“建筑物的某一富麗的突出部分”，時而選出“穹窿的拱頂”，時而又安裝“哥特式的十字窗”，時而“把建筑物上的空白處用壁畫填補起來”，時而“在這里加上一套組畫，在那里雕塑一個重要的形象”，與此同時，又“以老螺鈿工匠的那種耐心和手藝把它們組合起來”。到這位勤勞的工匠逝世的時候，人們肯定可以看到還有些掃尾的工作沒有完成，或者是幾個腳手架還沒有來得及拆除，或者是有幾個窟窿需要填補，然而，千真萬確的是，巴爾扎克那個美夢與幻想畢竟成為了現實，一座宏偉無比、光輝燦爛、結構紛繁復雜的大廈聳立在人類的面前。
從人類整個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來看，《人間喜劇》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舉，是“一個個人所敢于設想的最龐大的作品”。在巴爾扎克以前，作為中世紀最后一位詩人、新時代最初一位詩人的意大利作家但丁，創(chuàng)作了氣勢浩大的長篇史詩《神曲》，共三部作品一百章，但顯然不及《人間喜劇》宏大；十六世紀法國偉大人文主義作家拉伯雷，曾寫過大型的長篇小說《巨人傳》，但也只有五部；西班牙文學巨匠塞萬提斯的不朽杰作《堂吉訶德》堪稱巨著，但篇幅大體僅等于巴爾扎克的兩部長篇《貝姨》與《邦斯舅舅》；十七世紀無與倫比的喜劇大師莫里哀在創(chuàng)作上碩果累累，但他的全集不過三十三個劇本；德國偉大詩人歌德的創(chuàng)作量相當驚人，但與《人間喜劇》也遠遠不能相比；英國著名的浪漫主義小說家司各特，以十幾部長篇小說來描寫中世紀的故事，規(guī)?？芍^龐大，巴爾扎克對他也甚為重視，但正有心要超越他，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的前言中指出，雖然司各特的創(chuàng)作量驚人，作品的內容豐富多彩同時又具有獨特的新意，把小說提到了歷史哲學的地位，但司各特的創(chuàng)作卻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作品與作品之間缺乏聯系，而在巴爾扎克看來，缺乏這種聯系，也就不能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一篇完整的歷史”，因此，他決心吸取司各特的教訓，避免他的缺點，要在前人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創(chuàng)建起“一個巍然壯觀的整體”。這就是巴爾扎克在這篇前言中所說明的《人間喜劇》整體結構的由來。
巴爾扎克如何把他九十多部小說構成了一個整體呢？一般論者認為，是由于他創(chuàng)造并運用了著名的“人物再現”的手法。人物再現手法的開始運用，如我們已指出的，是在1832年，這年，巴爾扎克先在《圖爾的本堂神父》中寫了兩個次要的人物波莉勒·德·魏爾勒瓦與路易·朗貝爾，稍后，又把這兩個人物作為他另一部小說《路易·朗貝爾》中的主要形象。從此以后，他不斷地運用這個方法，讓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復出現，如《高老頭》中到巴黎來謀出路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后來又多次在其他作品中出現：在《紐沁根銀行》與《小資產者》里，他替紐沁根當幫手，從事投機活動，大發(fā)了橫財；在《夏娃的女兒》中，他爬上了副國務秘書的座椅；在《莫名其妙的戲子》中，他當上了貴族議員；在《阿爾西的議員》中，他娶了自己情婦紐沁根夫人的女兒；在《貝姨》中，他被封為伯爵。又如，伏脫冷這個人物，最初出現在《高老頭》中的時候，是一個在逃的黑幫頭子，社會法律的對立面，他一再出現在《幻滅》與《交際花盛衰記》等小說里，最后，他卻成為了警察的密探，統治階級的鷹犬。其他人物如金融家紐沁根、投機家杜蒂埃、不學無術憑生意經當上報紙總編輯的斐諾、貧苦知識分子出身而著名的皮安訓、刁鉆的商人瑪古斯、軍人勃里杜、進步的青年政治活動家克里斯蒂安……都曾在不止一部作品里再現，據統計，反復在不同作品里再現過的人物有四百多個，有人物再現的作品共七十部，其中以《交際花盛衰記》的人物再現最多，達一百五十五個。
過去從來沒有一個作家采取這種手法，它完全是巴爾扎克的獨創(chuàng)。巴爾扎克用它有效地把數量龐大的作品聯結組合了起來，人物的不斷再現，一方面使各個不同作品所表現的生活場景與故事情節(jié)，構成了同一個環(huán)境中不同的社會生活面和事件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或者是同一個時期里同一社會生活的面面觀，不論是從社會生活的橫斷面與縱深發(fā)展過程，都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的有機的內容；另一方面，這種方法既使得人物具有廣泛的活動面，枝條蔓延，互相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活動著、變化著的群體，又使其中某些重要人物在不同階段的發(fā)展變化歷歷在目，大大豐富了重要人物形象的社會內容?？傊?，巴爾扎克的人物再現的方法，使得《人間喜劇》成為了內容豐富、渾然一體的社會生活的再現，它在文學史上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是，如果僅僅把《人間喜劇》的整體性歸之于人物再現，那顯然是不夠的，《人間喜劇》作為一個龐大的整體的主要基礎，還是它所表現的現實生活的統一性，或者說是巴爾扎克所表現的具有統一性的現實，他自己說得好：“《人間喜劇》的統一性就是世界本身”。而關于《人間喜劇》的這種統一性的思想，在巴爾扎克那里又是極其豐富的。
巴爾扎克十分明確地認識到，他所要表現的并不是一個純物質的靜寂的世界，而是一個活動著的人的世界。因此，他在《人間喜劇》里，致力于描寫出“自然加社會”的人的世界，他以統一觀的思想，不僅把一定的自然條件、客觀環(huán)境中的人所扮演的一出出戲劇與這種條件與環(huán)境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表現，而且，把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結合了起來加以描繪。特別是后者，更是他致力的重點。在他看來，“每只動物的習慣在任何時代都經常是相同的，可是國王、銀行家、藝術家、資產階級、教士和窮人的習慣、服裝、言語、住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隨著文明程度的高下而起變化”，他根據這種“社會加自然”的思想去分析和表現人，給他那為數二千四百多個人物形象所組成的世界，提供了最內在的統一性。因此，他明確指出，“作者首先致力于解剖人，可以說，這便是作品的統一性之所在”。
為了在《人間喜劇》中，追求他對于統一世界的理想，巴爾扎克在表現社會生活時，力圖不遺漏任何一個方面，或者說，他正是要以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描寫，來構成一個藝術中的統一的世界，他的《風俗研究》中的六個場景——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軍旅生活、鄉(xiāng)村生活，幾乎包羅了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事實上，沒有標出為場景的，如文學藝術、新聞出版、法律訴訟、商業(yè)金融等等，亦無所不包。而它們在《人間喜劇》中之構成一個整體，也在于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同樣，為了實現他對于統一世界的理想，巴爾扎克在表現人生的時候，又力圖不遺漏任何一個階段，或者說，他正是要以對人生各個階段的描寫，來構成一個完整的人生的圖景。他在《私人生活場景》的作品里，主要“描寫童年、少年以及他們的過失”；在《外省生活場景》的作品里，主要“表現熱情、盤算、利欲和野心的時期”，也就是成年時期；在《巴黎生活場景》的作品里，主要表現腐朽的、衰老的時期。
此外，為了表現“我們美麗的國家”的完整的形象，他又描寫了不同的地域，描寫了每個地域里不同的地理、家族、譜系、場所、物產、盾徽以及各階層的人物：市民與貴族、手藝者與農民、政治家與花花公子……
總之，在《人間喜劇》里，有一個整個的世界，整個的社會，整個的歷史，巴爾扎克在這里所運用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說，是“把社會的成分一一重建，以獲得社會的整體”，或者像他所形容的那樣，把“如此不同、如此富有詩意、如此真實的各個獨立的單篇”連在一起，以構成一面“世界的鏡子”，這就是《人間喜劇》包括了九十多部作品而同時構成了一個整體的基礎，就是巴爾扎克創(chuàng)造了史無先例的宏偉整體的奧秘！
這樣的宏圖大業(yè)，固然與個人的天才、頑強的毅力、充沛的精力不可分，但與時代社會的條件更有關。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的整體結構，應該說是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在十九世紀高度發(fā)展的標志之一，它所包含的表現世界一體的思想，是十九世紀人類對現實世界認識的擴大與深化在文藝創(chuàng)作問題上必然的結果。如果沒有十九世紀歷史學中社會階級論的出現，如果沒有十九世紀自然科學中的重大發(fā)現，如果沒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各個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系空前增多，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成為了“一個偉大的整體”，一種“有聯系的科學”，那么，作為十九世紀法國現實主義最偉大代表的巴爾扎克，也許根本不可能具有《人間喜劇》這樣大規(guī)模的工程所必然要求的廣闊的宏觀的視野與世界統一性的思想。我們知道，巴爾扎克在大學期間，曾接觸過唯物主義哲學與歷史學中的社會階級論，而在《人間喜劇》的前言中，他又明確說明了他從當時生物學、博物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受到的影響，特別是從博物學家饒夫華·圣·伊萊爾的“統一圖案”學說中得到的啟發(fā)，他從自然環(huán)境造成了千殊萬類的動物這一學說，認識到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造就了無數不同的人這樣一個真理，從布封寫出以全部動物為對象的《自然史》的先例，決心寫出以全體人類為對象的巨著，這才產生了他關于《人間喜劇》整體結構的主意。是的，巴爾扎克的曠世奇才在文學史上的確少有，如果我們不能說他的天才蓋過了他那些同樣偉大杰出的先行者的話，那么，我們卻完全可以說，他所遇上的時代社會條件，他所可以利用的人類科學發(fā)展的新成就，則正是那些先行者所完全未能見識的，因此，他也就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史無前例的文學結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巨制鴻篇又有著它歷史社會的必然。
三 歷史的百科全書
只從作品比歲月多、作品構成了巨大的整體這兩方面來看巴爾扎克的偉大，當然還是不夠，巴爾扎克的偉大有更深一層的、更重要的含義：他是法國十九世紀歷史的書記，他的《人間喜劇》是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的形象的歷史。
巴爾扎克是如何創(chuàng)作出這樣一部卓越的歷史呢？他在《人間喜劇》的前言中這樣宣稱：“法國社會將要寫寫它的歷史，我只能當它的書記，編制惡習與德行的清冊，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實，刻畫性格，選擇社會上的主要事件，結合幾個性質相同的性格的特點揉成典型人物，這樣我也許能寫出一部描寫十九世紀法國的作品。”巴爾扎克這一段言簡意賅的話，包括了一個完整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創(chuàng)作綱領，與其說是它是1842年時巴爾扎克對自己十多年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總結，不如說是他從1830年以來在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中實際上已經實踐了的原則，他的《人間喜劇》就是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寫出來的。
應該說，巴爾扎克創(chuàng)作《人間喜劇》所根據的他的現實主義思想，在文藝思想發(fā)展史上并不是創(chuàng)見，它屬于亞里士多德最早所提出的“按照事物的本來樣子去摹仿”這一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思想的傳統，而在他之前，至少有兩個和他同樣偉大的作家表述過同樣的思想。莎士比亞這樣說過：“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反映自然，給它的時代看一看自己的演變發(fā)展的模型。”塞萬提斯也指出：“戲劇應該是人生的鏡子?！?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9/16572235275751.png" />這兩位偉大的作家也是帶著這種現實主義的思想，去描繪自己的時代社會的。
巴爾扎克的偉大在于，他繼承了歷史上現實主義的傳統，并且在十九世紀的歷史條件下，把它發(fā)展到新的高峰。那么，巴爾扎克有別于歷史上其他偉大作家的新貢獻與新特點是什么呢？
首先，巴爾扎克把模仿自然的思想，更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凝聚為描寫歷史時代、社會現實的創(chuàng)作綱領，從來沒有一個作家有巴爾扎克這樣自覺地把自己視為歷史學家的鮮明意識，而且，還要“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些”。巴爾扎克深知，歷史的規(guī)律與小說的規(guī)律不同，歷史作記載的是“過去發(fā)生的事”，小說寫的是“莊嚴的謊話”，他之把小說創(chuàng)作比之于記錄自己的時代，把自己比之于歷史的書記，僅僅是在他所理解的這樣的意義上而言的：他的小說要以細節(jié)上完全真實的描繪，去表現人類的各種典型，講述私生活的戲劇，考查社會的設備，編纂職業(yè)名冊，登記善惡的事實，而構成一部雖然并未發(fā)生過的，但其形象圖景與客觀現實同樣可信可靠的歷史，而且，其包羅萬象，其完整的程度完全可與實際歷史比美。從司各特的前車之鑒中，他吸取了經驗教訓，立意在一部作品里通過一個人物形象來表現一個時代，又在眾多的作品里通過一系列人物，把作品聯系起來以表現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其中每一部作品就是一章，每一章都描寫一個時代。但當他看到不同的人物不僅表現不同的時代，而且表現不同的類別，而一個社會正是由不同類別的人所組成的，于是，他就從表現縱的歷史發(fā)展而變?yōu)楸憩F一個歷史的橫斷面或斷層。他第一部成功的小說《朱安黨人》，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斗爭為內容，似乎可以說是他力圖開始表現歷史發(fā)展過程的一個嘗試。而后，他就放棄了這一個表現人類發(fā)展史的計劃，而集中表現他所熟識的當代社會，為自己的社會和時代作一位忠實的書記。
當然，在巴爾扎克以前的文學史上，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莫里哀的喜劇、十八世紀啟蒙作家伏爾泰及狄德羅的某些作品，都是表現了自己時代社會的杰作。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與這些杰作不同的是，它在全面呈現當代生活的形象圖景上達到了更全面、更詳盡、更深入的程度。從來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這樣把對自己時代社會的文學描繪，提高到歷史學考察某個時代社會時所具有的那種分門別類、齊全得不容許有任何疏漏的程度。他規(guī)模巨大的《十九世紀風俗研究》分為六個場景，首先就表明了他描寫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全景的意圖。這六個場景的確像歷史的百科全書，十九世紀法國社會歷史的基本內容，在這里幾乎都得到了反映：大革命時期的軍事行動與戰(zhàn)爭，革命后直到七月王朝時期政治風云的變幻與人物命運的沉浮，貴族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驕奢淫逸，依附于這個社會的娼妓生涯，外省青年的奮斗與悲劇，宗教領域里的虛偽與奸詐，經濟生活中自由競爭以及發(fā)跡與破產，金錢的魔力與人心的敗壞，法律上的訴訟與紛爭，文壇上的惡濁，新聞出版中的陰謀伎倆，流氓、犯罪分子的黑社會的內幕，農村中緊張的階級關系，農民、資產者與地主之間復雜的矛盾，下層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因為《人間喜劇》具有宏大的規(guī)模，所以，它就得以將巨大的篇幅獻給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風貌、狀態(tài)、內情以及在其中發(fā)生的事件與在其中活動著的人物，都是以顯微鏡才有的放大比例和油畫所特具的精細入微的筆法表現出來的。這是巴爾扎克的先行者與同時代人都沒有做到的。以他的同時代人而言，在描繪現實的深刻性上唯一能與巴爾扎克比較的是司湯達。但司湯達在《紅與黑》里用少數幾章所表現的宗教界的鉤心斗角、鬼蜮伎倆，巴爾扎克則以《圖爾的本堂神父》這樣整整一部作品來加以表現，當然更為淋漓盡致。司湯達在《紅與黑》里以概括的手法來烘托的銅臭財利的氛圍，巴爾扎克則在《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等一系列作品里極其細致深刻地加以描寫，包括揭示出人物大腦皮層的皺褶里和內心深處所滲透的這種銅臭的毒素，顯然更為深刻。至于新聞出版行業(yè)中的卑鄙齷齪，十九世紀其他的作家?guī)缀鯖]有觸及，而巴爾扎克則用了長篇小說《幻滅》的大部分篇幅來加以揭露。
固然，以史無前例的巨大規(guī)模和深入細致的程度來詳盡地描寫自己時代的各個方面，是一個作家的卓越之處，然而，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作家，那么，他就不僅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繪出自己時代社會的生活現象，即風俗畫，而且還要通過這種畫面表現出自己時代社會某些本質的方面。巴爾扎克生活在從拿破侖帝國經波旁王朝復辟到七月王朝的這一歷史時期，這是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反復爭奪政治統治權，資產階級以不可阻擋之勢在經濟領域里繼續(xù)擴大自己的勢力，最后又在政治領域里結束了與貴族爭奪政治統治權的斗爭從而在法國全面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的時代。巴爾扎克是在充滿了驚心動魄的軍事征戰(zhàn)的拿破侖時代成長起來的，在歷史發(fā)展出現了反復的復辟王朝時期積累生活與寫作經驗，而在金融家、銀行家建立起自己穩(wěn)固統治的七月王朝時期寫作他的《人間喜劇》。他的作品在全面反映了這一整個歷史過程的基礎上，又特別集中描寫了1815年至1830年的復辟王朝時期，這個時期的矛盾雖然更為錯綜復雜，然而，巴爾扎克在對這個時期進行描繪的時候，已經親身見證了它發(fā)展的結果，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條件得以表現出這一時期矛盾斗爭的某些本質的方面。
復辟王朝時期是法國十九世紀上半葉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在某種意義上，是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曲折。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戰(zhàn)役中遭到失敗后，被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又在歐洲各君主國的刺刀保護下，回到巴黎，重掌政權。不過，由于大革命早已將法國封建貴族政治統治的經濟基礎摧毀殆盡，而資本主義關系經過拿破侖的資產階級帝國又大大得到了加強與鞏固，復辟王朝再也不可能在法國恢復革命前的舊秩序，即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與封建貴族的大土地所有制，而不得不接受1789年以來的現實，在政治上通過君主立憲制分給資產階級一部分權力。如果說，復辟王朝所代表的封建貴族勢力在政治上還作為統治階級，保持著至尊的地位的話，那末，在經濟生活中，貴族階級并沒有因為波旁王朝復辟而稍減其衰頹敗落之勢。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關系在法國以不可擋拒之勢繼續(xù)發(fā)展，資產階級在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繼續(xù)咄咄進逼，日益成為社會的主宰。這就是復辟時期基本的階級關系，是巴爾扎克所面對的基本形勢，巴爾扎克作為自己時代歷史的書記的第一個意義，就在于深刻地認識并表現了這一基本的形勢與階級關系，他的《人間喜劇》就是這一形勢與關系的形象再現。
經濟生活的進程是社會現實中最根本的東西，而善于從經濟關系來認識與表現社會生活的本質，正是巴爾扎克令所有十九世紀作家們都望塵莫及的特長。他在《人間喜劇》里，雖然使讀者看到貴族人物在社會上層熙熙攘攘、拋頭露面，氣派十足，儼然是世界的精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主人，他們豪華的客廳是資產階級時髦婦女所欽羨的所在，這里所發(fā)生的一切構成了引人注目的社會新聞，但巴爾扎克卻又透過這社會生活的表層現象，揭示了社會生活的內在狀態(tài)，讓讀者看出在那個時代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已經不是這些漂浮在社會表層的貴族人物，而是那些掌握著社會經濟命脈的暴發(fā)戶資產者。在《人間喜劇》里，粗俗的銀行家紐沁根盡管被妻子與拉斯蒂涅騎士戴上了綠頭巾，但他的票據卻“聞名全歐”，他具有那樣大的神通，可以“將議員出賣給政府”，而且，好些貴族家庭的經濟命運也都捏在他的手心，他在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就使得漂浮在社會表層的那些貴族時髦人物，有的覆沒沉底，有的逐浪高升?！度碎g喜劇》中另一個著名的人物高利貸者高布賽克，在社會中也是舉足輕重，他“有的是錢”，王公伯爵要向他借錢就不得不受他擺布，正是他，以債務逼迫復辟王朝政府中的要員，在人事任免上完全聽命于他。巴爾扎克在充分表現出資產階級在現實生活中的力量與作用的時候，還把這種力量與作用在社會上造成迷信與崇拜的心理揭示得很深刻。紐沁根明明像一條巨蟒或一頭老虎那樣嗜血貪婪，吞并了好些家的財產，卻偏偏被人視為“第一等正直的銀行家”。同樣，葛朗臺老頭雖然出身低賤，然而，他以其商業(yè)上的精明與經濟實力，而在當地成為了“沒有一個人看見了不覺得又欽佩、又敬重、又害怕”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都像是欽定的，到處行得通，他的說話、衣著、姿勢、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甚至在人們的眼里，“他最瑣屑的動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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