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文學所受外國文學的影響

一

魯迅在論述中國現(xiàn)代小說產生的原因時，曾把它歸結為兩點：“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65085553.png" />這個論斷同樣適用于現(xiàn)代文學。因為“五四”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本來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fā)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的影響而形成的，因此它和外國文學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從一般的普遍的意義上說，一個民族的文學要發(fā)展，總是需要與其他民族開展文化的交流；在發(fā)展民族風格的同時，也要學習別人的藝術經驗，以開擴眼界，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魯迅在一篇題為《由聾而啞》的文章里，就講過這個道理；他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人如果聽不到外界的聲音，變成聾子，最后還會成為啞巴。許多啞巴并非沒有發(fā)音能力，而是聾的結果。如果拒絕學習、借鑒多種多樣的外來文學作品，我們自己的聲音也會變“啞”。事實上，中國的古典文學，在它的發(fā)展過程中也受過外國文學的影響，而且正如魯迅所說，在漢唐兩代還表現(xiàn)出勇于接受外來影響的氣魄：“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65085553.png" />這種弘廓的魄力，說明中華民族在其興旺發(fā)達的時期，本來就“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因此，“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

但由于社會、歷史、地理的種種復雜原因，中國文學又逐漸形成為一個“自我中心”的體系，延緩了文學應有的繁榮和發(fā)展。魯迅在本世紀初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中對此有過深刻的論述：“昔者帝軒轅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華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權輿，有苗裔之繁衍于茲，則更改張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爾小蠻夷耳，闕種之所創(chuàng)成，無一足為中國法，是故化成發(fā)達，咸出于己而無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臘、羅馬起，藝文思理，燦然可觀，顧以道路之艱，波濤之惡，交通梗塞，未能擇其善者以為師資。洎元明時，雖有一二景教父師，以教理暨歷算質學干中國，而其道非盛。”由于“屹然出中央而無校讎，”以致形成了“宴安日久，苓落以胎”的局面。到上一世紀中葉以后，“有新國林立于西，以其殊異之方術來向，一施吹拂，塊然踣傹”；文學也同樣面臨著新的局勢，于是產生了新的覺醒，如魯迅所說，“人心始自?！?。這就是說，人們是在感覺到民族危機的同時，才意識到文學也必須變革的。正是魯迅，在本世紀初就對這一歷史要求作出了如下的概括：“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65085553.png" />后來，在20年代，魯迅對此又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里。于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yè)”；“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也曾受過外來文學的影響，如佛教翻譯文學對唐代及以后文學的影響。但這種影響還只限于某一種文體的范圍，并未帶來全局性的變革。而由“五四”文學革命開端的文學變革，以及由此產生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則是借助于外國文學的影響所實現(xiàn)的全局性的變革，它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要求現(xiàn)代化的思想情緒在文學上的反映。正如朱自清所說：“現(xiàn)代化是新路，比舊路短得多，要‘迎頭趕上’人家，非走這條新路不可?！?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65085553.png" />另一方面，我們從魯迅的歷史概括中可以看到，在本世紀初，創(chuàng)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要求提出伊始，就把文學的“現(xiàn)代化”與“民族化”作為密不可分的統(tǒng)一整體同時提了出來。這就是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既“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的現(xiàn)代的文學，又是“弗失固有之血脈”的中華民族的文學；那種認為“五四”文學革命以及由它產生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隔斷”了民族文學的傳統(tǒng)，用外國文學對現(xiàn)代文學的重大影響來否認現(xiàn)代文學和民族傳統(tǒng)文學的血緣關系，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其實，隨著近代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世界范圍的互相接近和文化交流，是一種必然的趨勢。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世界市場的開拓，“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這里的“文學”一詞，當然是指哲學、科學等理論著作，并沒有否定文學作品的民族特點的意義；但隨著世界性的文化往來和交流，許多國家的文學也大體上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前后，發(fā)生了文學革新和民族新文學創(chuàng)造的歷史進程，這都是同要求“和世界時代思潮合流”的歷史總趨勢相一致的。也就是說，各國文學之間的互相影響和交流，既促進了民族文學的變革和發(fā)展，同時也推動了可以互相理解和欣賞的多樣化的全世界文學的創(chuàng)造和繁榮。中國現(xiàn)代文學正是在這一歷史總趨勢中進行了現(xiàn)代化和民族化的縱向和橫向的變革進程的；所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的關系，是一個有關現(xiàn)代文學基本特點的重要問題。

二

中國的介紹外國近代文學，是與晚清的“向西方找真理”的民主革命要求同時開始的；正是痛切地感到了祖國的落后，才向外國追求進步事物的。開始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出發(fā)，目光多集中在船堅炮利、天文歷算等方面，接著是政治、法律、經濟等社會科學學說，然后才介紹文學藝術，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林琴南所譯的大量的西洋小說。這些翻譯小說盡管在選擇上或譯文上可以訾議之處極多，但引入的外國作品中的思想和表現(xiàn)方式，對于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產生于封建社會的流行書籍來說，的確是新的事物，而且是激動了青年人的心的。據(jù)周啟明回憶，魯迅在東京時對林譯小說非常熱心，“只要他印出一部，來到東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國書店，去把它買來，看過之后，魯迅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硬紙板書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也說：“林譯小說對于我后來在文學上的傾向上有一個決定的影響……我受了Scott的影響最深，這差不多是我的一個秘密?！笨梢哉f，林譯西方小說影響和培育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第一代作家。但是，在上世紀末及本世紀初，那些包括林紓在內的介紹外國文學的知識分子還不敢把西方近代文學所代表的新質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所代表的舊文化對立起來，反而努力企圖在兩者之間尋求聯(lián)系和共同點，尋求調和與妥協(xié)的辦法，例如在外國小說作品中尋找太史公筆法之類，因而還不可能催生出中國現(xiàn)代新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