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與“人”的歧途
——“新批評”與80年代“文學本體論”
黃 平
【事件回放】作為西方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重要流派，“新批評”于20世紀20年代肇始于英國，30年代形成于美國，四五十年代在美國文壇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一般而言，艾略特與瑞恰慈被視為這一流派的開拓者，重要成員包括美國批評家蘭色姆、阿倫·退特、克林斯·布魯克斯、羅伯特·潘·沃倫、威廉·K.維姆薩特、雷奈·韋勒克等人?！靶屡u”這一命名即來自于蘭色姆出版于1941年的同名著作。此外，英國批評家燕卜蓀、利維斯往往也被看做是重要成員之一。
盡管“新批評”各個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是他們的理論主張大體一致?！靶屡u”不愿談論作品的“內容”以及“藝術”與“社會”的關系，反對以往的“社會—歷史批評”對時代背景、作家生平的過分重視，以及從讀者心理出發(fā)的強調藝術感受的“印象式批評”，斥其為“意圖謬誤”與“感受謬誤”。作為獨特的形式主義理論流派，“新批評”持有強烈的“文本中心主義”態(tài)度，主張作品是一個客觀的、自足的實體，將文學看做是一種特別的語言，推崇對作品的“細讀”。50年代以后，“新批評”逐漸衰落，但是對作品的強調以及“細讀”的批評方式，深刻影響了后來的理論流派。
就中國學界對“新批評”的接受來說，朱自清、卞之琳、袁可嘉等有過零星譯介，燕卜蓀于40年代還曾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處于支配地位，“新批評”長期以來被批判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逆流?！拔母铩苯Y束后，學界對多年以來顯得機械、教條的“反映論”感到不滿，開始反思文學對現(xiàn)實社會政治層面的過分關注，以及對文學“本體”的長期忽視，“回到文學自身”和“文學自覺”等觀念成為批評家們熱衷的話題。在這樣的語境中，“新批評”作為可以援引的重要理論資源被廣泛譯介，韋勒克、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中譯本也于1984年1月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帶來巨大影響，直至今日依然被視為最權威的文論教材之一。借用“新批評”的理念，劉再復于1985年發(fā)表《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強調文學研究的重心應當向“內部規(guī)律”轉移，回復到文學自身。這一觀念受到孫紹振、劉心武等人著文呼應，王蒙、單正平、吳元邁、劉大楓等學者也紛紛發(fā)表文章，討論“文學本體論”。秉持傳統(tǒng)的“反映論”觀念的學者，也先后發(fā)表批評文章予以回應。不過，這場“文學本體論”的論爭很快歸于寂滅，并非由于傳統(tǒng)陣營的壓力，而是劉再復這一時期發(fā)表的“主體論”理論惹起更大的論爭，“本體論”的討論成為“主體論”論爭的序幕，漸漸被學界遺忘
“如果有人問花是什么，我們回答說花是土壤，我們會遭到嘲笑，因為我們混淆了花和土壤最起碼的區(qū)別……如果有人問酒是什么，我們回答說酒是糧食，我們也會遭到嘲笑，因為糧食不是酒，這個回答沒有觸及糧食如何能轉化為酒的奧秘?！?sup>〔1〕孫紹振這段話發(fā)表于1985年，很形象地表達著批評界的焦慮——尋找“文學的本體”。
如評論家所總結的，當時的情景“像洪水倒灌，半生不熟甚至誰也不懂的新名詞新術語更是狂轟濫炸”〔2〕。出于對“反映論”的不滿，80年代不斷掀起一撥撥的“理論熱”，如失控的巨浪拍打著原有的堤壩。其中，在西方文論界顯赫多年的“新批評”，“憑籍其強大沖擊力充當了幾乎所有西方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涌入當代中國的先驅”〔3〕。當時的批評家們，曾經一度把“新批評”奉為圭臬，發(fā)起一輪又一輪沖鋒。然而，過于匆匆的相逢，近乎誤會的盟誓，意料之中地，一切又迅速歸于寂落，風云變幻之際，我們熟知的“主體論”，迅速地占據(jù)了舞臺的中心。
就這一段歷史公案而言，筆者嘗試回到當時的歷史現(xiàn)場，以“新批評”引發(fā)的“文學本體論”的論爭為中心，分析80年代的批評界，對“新批評”是怎樣“想象”而又如何“接受”的。在此基礎上，筆者希望能夠有效地切入“新潮文論”內部，分析“新批評”與“啟蒙”文學觀二者貌似親密的表象下的緊張關系，以及“新潮文論”從“本體論”到“主體論”這一被遮蔽的演進邏輯。
一 “反映論”的衰落
回顧80年代語境的更迭，一個不可繞過的前提，就是被指認為“反映論”〔4〕的理論規(guī)范的衰落。而這一整套成規(guī)，構成了以“本體論”、“主體論”為代表的“新潮文論”確立“自身”的“他者”，“新潮文論”正是在對其不斷的反思與批駁中，一步步浮出水面。〔5〕
值得注意的是，“反映論”的衰落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在當代文學史的描述中，似乎隨著“文革”的崩潰，附著其上的文學成規(guī)自然土崩瓦解。然而，歷史并不是如此簡單地嬗變輪換，原有的文學成規(guī)并沒有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是首先嘗試著基于語境的變動做出新的調整。
高層領導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指明了原有成規(guī)的調整方向：“同心同德地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yè)。”落實在文藝上，則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實踐“現(xiàn)代化”這一時代精神的“典型形象”：“我們的文藝，應當在描寫和培養(yǎng)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要塑造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創(chuàng)業(yè)者，表現(xiàn)他們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tài)度，有高尚情操和創(chuàng)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要通過這些新人的形象，來激發(fā)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推動他們從事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歷史性創(chuàng)造活力。”〔6〕
相關號召的具體落實，表現(xiàn)在“改革文學”的提出，以及對“現(xiàn)實主義”的強調。從當時的獲獎題材可以看出，“改革文學”逐漸成為獲獎作品中數(shù)量最多的題材，《喬廠長上任記》等作品廣為流傳。某種程度上，文學獎項是意識形態(tài)的風向標，畢竟，“建國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題材’一直是與作家的‘立場’、‘思想態(tài)度’、‘方向’等等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7〕。然而，“調整”往往難以避免左右猶疑的窘境，“就這一類作品而言，除了斗爭的對象不再被命名為‘階級敵人’外，主人公和‘50—70年代’的英雄人物并無多大區(qū)別。改革派與反改革派的較量，依然是色譜分布般的區(qū)分出敵我主帥將、副將、嘍啰，把觀念、政策兩軍對壘般地形象化、戲劇化，強調思想、道德的終極價值，說教色彩強烈”〔8〕。對“現(xiàn)實主義”的強調，更是引來了批評界的一片質疑。有的批評家頗為“大膽”地繞開當時領導人的號召，追本溯源地反思恩格斯關于何為“現(xiàn)實主義”的經典論述，批評其為“一種必須破除的公式”，認為文藝作品不管反映什么樣的生活事件和生活環(huán)境，都可以是典型化的。〔9〕盡管這種當時看來“離經叛道”的觀點迅速遭到批判，但是既有的文學成規(guī)不斷地從各個方面受到沖擊，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寫真實”與文藝的真實性、現(xiàn)實主義能否反映本質……80年代前期的文藝學論爭史，幾乎可以說就是從各個側面對“反映論”此起彼伏的批判史。〔10〕這一切，為新的文學理論的出場，起到了開辟的作用。
既然“反映論”怎樣調整，也不能放棄自身質的規(guī)定性，無法適應當時狂飆突進的批評界的要求，那么尋找“突破”與“發(fā)展”勢必成為文學界的共識。如當時批評家期待的，“如果說在創(chuàng)作上，我國當前已出現(xiàn)中國式的現(xiàn)代主義流派（就“流派”的寬泛意義而言），那么也完全可能出現(xiàn)中國式的本體論批評流派”〔11〕。劉心武就此有如下的總結：“新時期文學運動的發(fā)展，已經呈現(xiàn)出這樣一種態(tài)勢：不但主要作家（其中主要是一批35歲左右的作家）以他們不同凡響的作品突破舊有的文學觀念，構成了嶄新的文學現(xiàn)象，而且，直接從理論上探討文學觀念的突破與發(fā)展，也已成了一樁不僅必要而且迫切的事。”〔12〕
當時的論者探討文學觀念的突破與發(fā)展、構建“新潮文論”的矛頭，很清楚地指向原來的“反映論”。他們文章的開篇，往往是充滿挑戰(zhàn)色彩的論戰(zhàn)姿態(tài)：“不管現(xiàn)行的文藝理論體系講了多少文藝的外部規(guī)律，講了多少文藝的內部規(guī)律，但我們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內部規(guī)律。因而，我們不知道什么叫藝術。這難道不是一種公然的欺騙嗎？”〔13〕“即使決心一輩子堅持社會歷史研究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觀念和方法，并對已有的觀念和方法作某種程度的反省和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東西?！?sup>〔14〕
與以往的論者把批判的范圍小心地局限在“庸俗的社會學研究”相比，劉心武的觀點更進一步，他認為，“不但庸俗社會學的研究和批評令人厭惡，就是不庸俗的單一社會學的研究角度和標準，也是使人厭煩并窒息著文學的發(fā)展。我們亟需向文學內部即文學自身挺進，去探索文學內部的規(guī)律，或者換個說法，就是去探索文學的本性”〔15〕?！胺从痴摗钡乃ヂ?、對“文學本性”的呼喚——這一語境的更迭，使得進入“當代”以來一直被打壓為“文化逆流”的“文學本體論”，迎來了新的契機。
二 回歸“本體”
《文學評論》于1985年第4期推出的“我的文學觀”專欄，往往被認為是“文學本體論”討論的肇始。這一期魯樞元、孫紹振、劉心武等發(fā)表多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涉及了“把本體論作為一條自覺的思路”〔16〕。劉再復發(fā)表于同年第2期、第3期的《讀書》上的一段話被頻頻引用，指出了當時“本體論”的理論方向：“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主要側重于外部規(guī)律，即文學與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筑中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例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作家的世界觀和創(chuàng)作方法等，近年來研究的重心已轉移到內部規(guī)律，即研究文學本身的審美特點，文學內部各要素的相互聯(lián)系，文學各個門類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guī)律等等，總之，是回復到自身?！?sup>〔17〕
對“本體論”的呼喚，援引的理論武器之一，就是70年代末重新被譯介的“新批評”。盡管“新批評”在英美統(tǒng)治了研究界數(shù)十年之久，但是在大陸，除了三四十年代曇花一現(xiàn)外，一直處于被主流文論壓制的狀態(tài)，被批判為“從壟斷資本的腐朽基礎上產生并為之服務的文化逆流”〔18〕。80年代以來，隨著語境的更迭，對“新批評”的譯介活動逐漸展開，漸成氣候。袁可嘉、楊周翰、趙毅衡、張隆溪等學者發(fā)表多篇重要論文，向學界介紹“新批評”的理論與方法。其中，趙毅衡的研究、介紹堪為代表，他于80年代中期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是國內研究“新批評”的第一本專著，資料翔實，見地深刻，影響極大，在“本體論”論爭中成為各家援引的理論來源。如同評論者的總結：“在其他中國學者對新批評的譯介、研究論著中，就全面、翔實、深刻而論，至今尚無出其右者。”〔19〕此外，他編選的《“新批評”文集》，自1988年出版以來，一直是學界了解“新批評”理論體系的首選資料（在寬泛的意義上，一系列在80年代炙手可熱的譯著，如《文學理論》、《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等等，都可以納入“新批評”的知識譜系）。
“新批評”的興起與“本體論”的呼喚之間，維持著一種密切的互動。劉再復等人的文章，很明顯地受到《文學理論》等著作的影響；同時，他們的倡導與呼喚進一步引發(fā)了“新批評”的熱潮。恰如當時的評論家總結的，“英美‘新批評’派的文學本體論是我國文學理論最近幾年來出現(xiàn)的文學本體論的來源之一，國內的文學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地向‘新批評’派尋覓理論武器”〔20〕。為什么在眾多西方流派中“新批評”被選為“理論武器”？最直接的原因，或許是“新批評”與原來的批評范式最為抵牾，正如后來的論者對此的概括：“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為與新批評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立。”〔21〕也就是說，“新批評”不在于“立”，而在于“破”，撕裂“反映論”的鐵幕，為“新潮文論”的突圍開辟道路?！胺从痴摗标嚑I的批評家對此十分清醒，盡管他們帶著可以想象的偏見，但是概括地不無道理：“文學本體論問題的提出，是某些論者進一步離異文藝反映論的需要”；“表現(xiàn)出某些論者的一種脫離社會現(xiàn)實的理論傾向”；“是某些論者對文學‘回復到自身’的響應。”在此基礎上，論者不無刻薄地指出，這些文章“制造氣氛、虛張聲勢”，沒有什么建設性的理論建樹，而僅僅是“一種明確的理論導向”。〔22〕
頗為有趣的是，在“新潮文論”的陣營中，評論者的概括除了用語的褒貶不同之外，意思居然和對手十分相似。夏中義認為，和“純粹”的理論建設相比，當時首先需要的是“清道夫”式的文論：“它的使命并不在于自我建樹，而在于擾亂且動搖學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傳統(tǒng)權威的懷疑或蔑視。它們是清道夫?！?sup>〔23〕
故而，“新批評”以及其所支撐的“本體論”的價值，不是憑借自身的理論體系來證明，而是需要通過對“反映論”的批判來實現(xiàn)。當時的評論文章很喜歡在各個方面比較“反映論”與“本體論”：“反映論與本體論的確代表了兩種對立的文藝觀?！痹谑崂砹宋乃嚺c社會生活的關系、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文藝價值的標準等多個方面后，論者認定：“反映論注重文藝的認識作用，本體論則注重文藝的審美作用?！?sup>〔24〕由于“本體論”一直被認為是“新批評”一切批評理論的“邏輯起點”與“理論核心”〔25〕，故而“新批評派”受到了當時的評論家們熱烈的贊美，被譽為“本世紀以來影響最大、歷時最久、陣容最強和成就最高的一個批評流派”〔26〕。當時所想象的“本世紀”的“批評史”也頗為有趣，有的評論家認為，“與其說20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不如說20世紀是一個以本體論批評為主調的時代”〔27〕?！靶屡u”在眾多的理論流派中被想象成一個卓越的范導者，一個偉大的奠基人，其他的流派似乎僅僅是在“新批評”開拓的“金光大道”上勝利前進，“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xiàn)了諸如結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流派，但這些批評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fā)展”〔28〕。
“本體論”與“新批評”這一歷史性的“合謀”，契合于程光煒的分析，“西方知識譜系為80年代中國學術提供的，不僅是用以表述自身狀態(tài)的思想資源和知識表達方式，同時更是一個借重構‘西方’來重構本國‘學術文化’的理想化鏡像”〔29〕。然而，在這一“重構”的過程之中，“新批評”理論本身的豐富、龐雜以及微妙的矛盾被壓縮、化約、遮蔽。畢竟，“新批評”對“文本”自在自足的態(tài)度、推崇“細讀”的批評方法等等與當時崇尚“啟蒙”的氛圍格格不入，而且“意圖謬誤”、“感受謬誤”批判的指向，已然溢出了“反映論”的疆界——這一切注定了“新批評”與批評界的“親密”關系是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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