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乃大道
去年九月，沈謙先生在《幼獅少年》上評析我的散文，說我“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偶爾伸出第三只手寫評論和翻譯”。沈先生在該文對我的過譽愧不敢當，但這“偶爾”二字，我受之不甘。我這一生對翻譯的態(tài)度，是認真追求，而非逢場作戲。迄今我已譯過十本書，其中包括詩、小說、戲劇。去年我就譯了王爾德的《不可兒戲》和《土耳其現(xiàn)代詩選》，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譯年。其實，我的“譯績”也不限于那十本書，因為在我的論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詩文，幾乎都是自己動手來譯。就算都譯錯了，至少也得稱我一聲“慣犯”，不是偶然。
作者最怕江郎才盡，譯者卻不怕。譯者的本領應該是“與歲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盡，總有許多好書等我去譯，不至于老來無事，交回彩筆。我心底要譯的書太多了，尤其熱衷于西方畫家的傳記，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動工。人壽有限，將來我能否再譯十本書，自然大有問題。不過這豪邁的心愿，在獨自遐想的時候，總不失為一種安慰。
翻譯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響一國之文化。低，可以贏得一筆稿費。在所有稿費之中，譯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寫其他的稿，要找題材。唯獨翻譯只需具備技巧和見識，而世界上的好書是譯不盡的。只要你不跟人爭諾貝爾的名著或是榜上的暢銷書，大可從從容容譯你自己重視的好書。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譯學會的午餐會上演講，開玩笑說：“我寫詩，是為了自娛。寫散文，是取悅大眾。寫書評，是取悅朋友。翻譯，卻是取悅太太?！?/p>
從高處看，翻譯對文化可以發(fā)生重大的影響。兩千年來，影響歐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是《圣經(jīng)》。舊約大部分是用希伯來文寫成，其余是用希臘文和阿拉姆文；新約則成于希臘文。天主教會采用的，是第四世紀高僧圣杰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譯文，所謂“普及本”（the Vulgate）。英國人習用的所謂“欽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譯于一六一一年。德國人習用的則是一五三四年馬丁·路德的譯本。兩千年來，從高僧到俗民，歐美人習用的《圣經(jīng)》根本就是一部大譯書，有的甚至是轉(zhuǎn)了幾手的重譯。我們簡直可以說：沒有翻譯就沒有基督教（同理，沒有翻譯也就沒有佛教）。
“欽定本”的《圣經(jīng)》對十七世紀以來的英國文學，尤其是散文的寫作，一直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從班揚以降，哪一位文豪不是捧著這譯本長大的呢？在整個中世紀的歐洲文學里，翻譯起過巨大的作用。以拉丁文的《不列顛帝王史》為例：此書原為蒙邁司之杰夫禮所撰，先后由蓋馬與魏斯譯成法文，最后又有人轉(zhuǎn)譯成英文，變成了有名的阿瑟王武士傳奇。
翻譯絕對不是小道，但也并不限于專家。林琴南在五四時代，一面抵死反對白話文，另一面卻在不識ABC的情況下，用桐城派的筆法譯了一百七十一種西方小說，無意之間做了新文學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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