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有中國古典學術的大棋局
如果要了解一個學問家，就要讀他的書；如果要了解一個出版家，就要讀他策劃和編輯的書；而如果要了解一個學問家兼出版家呢？那就不僅要讀他自己的著述，讀他主編的著作，還要了解他所規(guī)劃出版的著作。傅璇琮先生當然屬于“學問家兼出版家”，但要把他的書和與他密切相關的書都讀一遍，將是何等的浩繁！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學術”與“出版”二者結緣，其個人著述和主編的書達五十部之多，而經他編輯、由他規(guī)劃出版的書，就更為可觀了。這種“學問家兼出版家”的建樹，何其卓越！近半個世紀中，許多學者都在守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開拓古典學術的領域，傅先生無疑是站在最前沿而成就斐然的一位。
我生也晚，是傅先生的學生輩，但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唐代文學學會上認識他以后，算來也有二十年了。其間有較長一段時間參與編纂新編《全唐五代詩》的工作，傅先生是主編之一，我忝列常務編委，接觸較多，感受也深。我感到，在傅先生身上，“學問家兼出版家”是高度統(tǒng)一的，結合點就在“學術”二字，而他的學術是有方法的學術、有體系的學術、有理念的學術。
傅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史結合。今日學人動輒講多學科交叉、跨學科研究，亂花漸欲迷人眼。但在古代文學研究上最值得重視的，還是文史結合。從梁啟超、王國維，到陳寅恪、錢穆，再到錢仲聯(lián)、程千帆等老一輩學者，無不重視文史結合，其炳蔚于學術史的成果，都是文史結合的典范。而近三十年來在古典學術研究領域，傅先生作為又一代領軍者，以一系列經典性的探索成果，極大地拓寬了文史研究領域。1978年底，傅先生完成了《唐代詩人叢考》，1982年中華書局甫一出版即引起學術界很大的反響，我們這些1982年大學畢業(yè)剛進入學術領域的年輕人是非常受惠于傅先生的這一著作的，從中所獲得的不僅是具體的考證知識，而且從考證過程中看到了一條打通文史的學術路徑。就在此書出版后不久，傅先生又推出了《唐代科舉與文學》和《李德裕年譜》。說實話，如果是在今天，這類學術專著出版也許只是一池春水激出一些浪花而已，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古典學術亟待復興的時候，這類著眼于重要歷史階段、重要人物、重要問題的研究成果面世，真如空谷足音。其視角之獨到、史料之豐富、論述之堅實，不僅使從事唐代文學、唐代史學的學者為之欽佩，可以說從事古典學術的學者，都受到極大啟發(fā)。之后傅先生的《李德裕文集校箋》《唐才子傳校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等著作又相繼面世，每一部作品，都讓人耳目一新。其鮮明的典范意義，證明了文史結合進行古典學術研究的道路何等寬廣，唐代文學研究的整體水平由此顯著提升，這也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學研究界的領袖地位。
對于古代文學學者來說，走文史結合的道路進行研究，文學方面一般來說不是問題，關鍵是史學功夫。傅先生參加過中華書局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這種史學與文獻學研究的實際經歷，對其史學功力的養(yǎng)成有重要作用。另外他曾經長期沉潛于文學史料中，1964年就出版過《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1978年又出版過《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如果從“史學即史料學”（傅斯年語）角度而言，可以說傅先生相當長時間是扎根于史學的。也許正緣于此，他后來在中華書局擔任了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而就在此任上經手編輯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并以睿智和膽識推動了此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那種特殊學術背景下的出版。我想，正是這種深厚的史學識力、修養(yǎng)，使他能夠在文史結合研究方面取得超邁性的成果。
《萬歷十五年》在近三十年國內文史學界的影響，是很能說明傅先生的“識力”的，還有一段學術史話可以一提。清編《全唐詩》是中國文學史、學術史上極為輝煌的一個篇章，這是人所共知的。但這部詩歌巨帙編纂倉促，問題很多，編成以來，尤其是清末而降，批評之聲不斷，重修呼聲屢起。其發(fā)自劉師培、聞一多、岑仲勉、李嘉言者，頗為學界所聞，但人們往往沒有注意到兩位當代著名學者——“王全”?！巴跞笔钦l？翻開中華書局1960年的《全唐詩》印行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篇《點校說明》，署名即“王全”。其實中華書局并無“王全”其人，這是王國維之子王仲聞先生和時任中華書局編輯的傅璇琮先生的合稱。傅先生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從清華轉到北大中文系的，1955年因事差點被牽連到“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去。雖查下來認為一個大學生還不至于與“胡風集團”有聯(lián)系而逃過一劫，但留校后不久逢上了五七反右，就沒有好運氣了。他是一個平時不愛多言，不得罪人的典型書生，但因籌辦“同人刊物”而犯忌。正好單位要尋找對象，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標，他自然在劫難逃。他與籌辦刊物的八人一同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被“逐出北大”。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半年后，他轉到中華書局，其時境遇稍變，可以擔任一些學術工作，但寫文章直接署名仍是禁忌，于是便有了以“全”代“璇”而稱的一段往事，從此中華書局也便多出一個叫“王全”的編輯了。今天從這一政治背景的遠鏡頭收回來看《〈全唐詩〉點校說明》，可以發(fā)現(xiàn)50年前相當年輕的傅璇琮和年屆花甲的王仲聞，對清編《全唐詩》的問題梳理得相當精要而深透，其鄭重提出“這部《全唐詩》實有重新加以徹底整理的必要”，非常引人注目?？梢哉f，近半個世紀以來，學者們在重編《全唐詩》上所作出的種種努力，都可以看成是對前人的回應。如果說人們在研究《全唐詩》文獻上已經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今后還可能取得更多的突破，都應該在內心保持對近現(xiàn)代所有貢獻學識和智慧的學者們的敬意，其中包括那位“王全”。
也許只是偶然，傅璇琮先生當年自稱的那個“全”字，日后竟成為他學術大體系的表征。這個大體系的形成固然與他長期擔任中華書局編輯、編輯部主任、副總編、總編，后來又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領導的經歷有關，也與他在古典學術方面的宏覽博識與深刻理解有關。這種博識與理解，化作了傅先生在選題和規(guī)劃出版古典學術著作方面把握大局、統(tǒng)攬學術的氣度?？匆豢此骶幍闹?，除《續(xù)修四庫全書》這樣的大手筆，還有全集系列、基礎文庫系列、研究集成系列、史料研究系列、文學史系列、大辭典系列……以唐代文學研究來說，既有新編《全唐五代詩》《唐人選唐詩新編》這樣的總集，《唐才子傳校箋》《五代史書匯編》這樣的基礎文獻，《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這樣的史學性和工具性著作，也有諸如《唐代科舉與文學》《唐翰林學術傳論》《河岳英靈集研究》等貫穿問題意識的研究著作，另外還有《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唐詩研究集成叢書》《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等總結性著作。從中可以看出傅先生對唐代文學以及中國古典學術王國的建立心中有一盤棋，這盤棋是一個大體系、大格局。然而要構建這種體系和格局談何容易，不但要有登高一呼的地位，有組織研究的運作能力，還要有寬厚仁心與卓越識見。有仁心，登高一呼才能有相從者；有識見，組織研究才能有學科性。傅先生正是這兩方面兼具而絕佳者。
傅先生的研究有方法論意義，有體系性價值，還有理念的內涵。他的全部研究都具有“歷史文化綜合研究”的理性思考，即從歷史文化的大視野中，進行通貫的研究，在筑實文獻基礎、綜覽充分史料的前提下，讓“歷史”中的問題顯現(xiàn)出來，通過對問題的分析，最終在“文化”的層面上得出富于啟示的扎實結論。所以，他“在研究中唐詩人的同時，認識到唐朝中后期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的‘牛李黨爭’應該給予高度重視。中晚唐的復雜情況，需要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加以說明，而要研究‘牛李黨爭’，最直接的方法則是研究黨爭的核心人物李德?！保ǜ佃吨螌W清歷》）?？梢?，傅先生之所以花大的力氣進行李德裕研究，將一個“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為的政治家”的全部履跡、全部事實、全部心緒用譜系的方法呈現(xiàn)出來，追求的不僅是一種學理，也在表達一種歷史文化層面的訴求。
統(tǒng)觀傅先生的著作，可以發(fā)現(xiàn)有一個“唐代知識界”研究系列，除了《唐代科舉與文學》之外，《唐翰林學士傳論》可謂上層知識群體的圖像庫，《唐代詩人叢考》則聚焦于中小詩人，展示出另一層面的知識群體的面貌，而他對“牛李黨爭”的研究，也是“希望通過對李德裕一生事跡的考訂和歷史功績的評述，讓讀者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矛盾、政局變動，并折射出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面貌”（傅璇琮《治學清歷》）。回到前面提到的“王全”的那個話題可以知道，傅先生是經歷過二十世紀中后期政治文化生活的學者，當他閱讀歷史文獻、研究歷史人物時，筆下總帶有經過特殊時代苦雨洗沐而形成的思考與啟悟，所揭示的人物的細節(jié)和命運能觸探到歷史的深處，是有很強的感發(fā)人心的力量的。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傅先生的有理念的學術，正是其人生經驗和思想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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