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將從黃河之源走到黃河的入海口，在黃河流域的廣袤土地上漫游，走過山、原野、河流、村莊、城市。

那時是2000年。在那時，旅行通常是為了出差或者探親，沒有現(xiàn)實目的僅僅為了置身于彼，這樣的事似乎并不常見。在那時，我被“行走”這個詞所召喚，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過的地方，你得見見山川、世面，會一會陌生的人。

我的夢想、我的計劃如虎，我的行跡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氣飛揚地出發(fā)，當(dāng)時我是《人民文學(xué)》的編輯，每個月把稿子發(fā)完就跑了，浪上半個月再回來，工作、發(fā)稿，再出發(fā)，如此到了秋天，這樣的節(jié)奏漸漸不能維持。我走過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陜西，然后窩在家里寫出了一本《河邊的日子》。

這是一本寂寞的書，很少有人讀到。2007年我曾把它編入另一本書《反游記》，這個書名來自法國作家馬爾羅?！斗从斡洝反蟾乓采儆腥俗x。

這是我極不自信的一本書，寫出來之后，我自己也再不曾讀過它。這種不自信，就體現(xiàn)在這本書當(dāng)年的跋中，這篇跋的題目是《我一無所知》，顯然是一種防御性姿態(tài)，我自己都說了一無所知你們還能責(zé)備我什么？——但是一無所知你還寫什么呢？這個問題倒是難不住當(dāng)時的我，人之病就在于自以為知，我來了、我在了，恍然知道自己的無知，這未嘗不是值得寫出來的大知。

然后就過了這么多年。我不是一個珍惜舊作的人，我寫過那么多文字，當(dāng)時常常得意，后來并不在意。2000年對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我去了黃河邊，寫了《河邊的日子》，我還寫完了《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我可真能寫啊，到了第二年，又開始給《南方周末》寫“新作觀止”的專欄。似乎只是在那一年，三十六歲的我才走著走著沖動起來，本來是在逛文學(xué)的街，忽然就一路奔跑。但無論當(dāng)時還是以后，我從未試著給自己的寫作賦予重要和持久的意義。比如那本《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書出來我就把它忘了，直到十七年后才增補再版，改名為《青鳥故事集》。

同樣的，我一直沒有想起《河邊的日子》。直到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說起他當(dāng)年喜歡這本書，我當(dāng)然知道這是我寫的，我把它從書架上找出來，重讀一遍，回到那些地方，回到二十二年前的那個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喜歡這本書的。

這本書像一艘船沉沒在我的書柜最底層，它的時鐘停留在2000年。書之外，時間前進，人事代謝，滄海桑田。二十二年前的那個我和那個世界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切，即使是亙古山河，原只是此時此刻，都在時間與歷史之流中呈現(xiàn)為不可復(fù)現(xiàn)的殊相，青冰上牡丹開，青冰上無牡丹。

正因此，這本書最宜忘了，然后在后來的某一天想起來，翻一翻。這是穿越，是重返二十二年前，現(xiàn)在侵入往昔，他鄉(xiāng)原是故鄉(xiāng)。李商隱的兩句詩最是浩渺奇幻：星沉海底當(dāng)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匈忏辟饽悴恢菍懺姷娜嗽谀睦铮粗巴庑浅梁５?，他看著大雨僅在一座之隔掠過黃河之源。

當(dāng)然，二十二年過去，我自己也變了。如果回到當(dāng)年新源里那幢高樓上的電腦前，我必會寫出另一本很不相同的書。為此，我專門增補了一篇《自呂梁而下》，那是2019年的我所寫。

是的，重讀這本書時，我并不喜歡2000年的那個我，我一邊讀著一邊刻薄地嘲笑他，他那份在人世中的羞澀、行文時那種小心翼翼的謹(jǐn)慎，有時簡直讓我無名火起。但是，最終我還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發(fā)神經(jīng)地進行了那次漫游，那確實是我的決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確定了、標(biāo)記了后來的我：對田野、對山河故人、對實際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與人事的持久熱情和向往。

更重要的是，二十二年前的我召喚了我，我意識到，那次旅程并沒有結(jié)束，此時此刻，我依然夢想著、計劃著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我會在某一日繼續(xù)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頭沿黃河而下，走上次沒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東，走過春秋戰(zhàn)國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黃河入海之處。不是為了寫另一本書，只是為了莽莽蒼蒼、人間行過。

原書題為《河邊的日子》，現(xiàn)改為《上河記》，黃河遠(yuǎn)上，上河為記。

2022年5月3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