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共產主義就像一個幽靈，在歐洲大陸的上空游蕩。舊歐洲的一切勢力“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然而，俄國及東歐十多個國家卻于1922年組成了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打出了“鐮刀錘子旗”。
西北歐各國乃至美國驚恐不已，努力圍剿蘇聯的同時，不斷地化解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隨著一系列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法規(guī)出臺，矛盾逐漸回歸到勞資博弈的范疇，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也因此進入“新資本主義社會”。
當平時聽話順從的工人，突然舉起“共產主義”的長矛指向中國企業(yè)家時，中國企業(yè)家驚慌失措。
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民族企業(yè)家一直遭受官僚壓迫、戰(zhàn)亂破壞、列強欺辱、民眾鄙夷，忍辱負重、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經營小本生意。大清王朝覆滅后，歷經苦難的中國民族企業(yè)終于迎來“黃金歲月”，中國企業(yè)家也日進斗金、地位驟升、名利雙收。
但是，當時沒有一個企業(yè)家意識到，隨著企業(yè)發(fā)展而壯大的工人團體居然會團結起來反抗。這些企業(yè)家精于賺錢，卻疏于散財；樂衷于“好人政府”、“地方治世”，卻忽視企業(yè)管理、體恤工人。他們一直認為工人為其勞動是應該，他們甚至樂善好施也不提高工人待遇。
后來“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爆發(fā)后，工人運動越演越烈，軟弱的北洋政府已經難以控制局勢。危機關頭，手足無措的中國企業(yè)家做出了一個最愚蠢、最慘痛的決定。
此時，已經退居廣東臥薪嘗膽十年的孫中山逐漸恢復爭雄實力，但是卻與當地商人發(fā)生激烈沖突。財政空空的國民政權執(zhí)行重稅、重罰的苛政，廣東商人紛紛以罷市、拒絕納稅抵抗，甚至還自建自衛(wèi)武裝組織——商團。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孫中山決定用武力解決商團，在時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指揮下，黃浦學生軍迅速擊敗商團，廣東商人遭到嚴重的鎮(zhèn)壓。
自北洋政府以來，中國商人一直沒能掌握政治權力。中國商人不得不在軍閥混戰(zhàn)中小心游走，一不小心便成為戰(zhàn)爭的犧牲品。
1927年4月4日，蔣介石登上美國《時代周刊》，雜志這樣稱贊蔣介石“征服了半個中國的偉大征服者”。
就在半年前，擔任北伐軍總司令的他率領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之后半年革命軍勢如破竹，征服了半個中國，并騎著高頭大馬進入了中國商業(yè)重鎮(zhèn)上海。
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已經獲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與所有商人選擇強者為伍一樣，上海商人沒有選擇之前的舊軍閥孫傳芳，也沒有選擇剛剛建立上海臨時政府的共產黨，而是去迎接已經控制半個中國的蔣介石。
而今蔣介石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上海，驕傲之心彰顯臉上。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說：“維持資本家之主張”。
與上海商人相比，其實蔣介石的內心更加恐懼，因為此時的蔣介石面臨財源被斷、權力被剝奪的危險。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財力主要由蘇聯提供的3000萬金盧布支撐，但是真正控制財力和政權的是卻不是北伐總司令蔣介石，而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后國民黨內威望甚高的汪精衛(wèi)。此時，汪精衛(wèi)坐鎮(zhèn)武漢，試圖盡快地排擠“功高震主”的蔣介石。同樣蔣介石也深刻明白，只要汪精衛(wèi)斷絕北伐財源，就不得不聽命于汪。
于是，蔣介石必須在商業(yè)最繁華的上海快速“融資”。此時，時任上?？偵虝L虞洽卿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虞洽卿既是蔣介石的同鄉(xiāng)，又是他的恩人，兩人交情非一般。5年前，蔣介石落魄上海灘，虞收留了他。后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時，又是虞洽卿出面，將他介紹給當時上海聲名顯赫的青幫頭子黃金榮門下，以尋求“保護”。
左右逢源的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yè)、工業(yè)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yè)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此時，“四大買辦”唯一顯赫至今的席家和被譽為“中國的摩根”的陳光甫都“投資”了蔣介石。最終，上海商人承諾一共給蔣介石6000萬大洋的貸款，6000萬大洋是蘇聯提供給國民黨3000萬金盧布的兩倍還多。
商人與政客的勾當從來都是通過交易來完成的，在這場交易中上海商人要求的回報是蔣介石保證“上海安定”、“解決工人‘暴亂’”、“解散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這是一場多么可怕的交易！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做好準備的青紅幫流氓打手，突襲工人糾察隊。此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1700多條，300多名糾察隊員被打死打傷。這就是歷史上屠殺共產黨、鎮(zhèn)壓“暴亂”工人的“四·一二”政變。
從此，國民黨與共產黨徹底決裂，兩黨進入長達20多年的斗爭。本來可以在“勞動力交易市場”中解決的問題，中國商人卻選擇通過政治交易來解決。為這場交易中國商人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血本無歸、性命不保。這次政變將勞資糾紛徹底轉變成了階級斗爭，勞資雙方依附在兩個對立的黨派，伴隨著兩黨斗爭，雙方積怨愈深、傷痛愈深。
自民國開國以來，因北洋政府軟弱、軍閥混戰(zhàn)，加之共和體制并未完全瓦解，民族企業(yè)家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依然舉重若輕。民族企業(yè)家雖然沒能完全控制政權，但是依然可以通過經濟實力與政府博弈，通過共和體制約束政府。
但是，上海商人支持蔣介石發(fā)動政變后，兵禍一開，中國從此徹底進入革命社會，共和政體徹底瓦解。革命家成為了歷史的主導者，企業(yè)家成為了政治的工具。中國民族企業(yè)的“黃金歲月”走到盡頭，中國民族企業(yè)的命運在連連戰(zhàn)火和強權政府的摧殘下，奄奄一息。
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盛極而衰，誰能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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