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能鞏固那個年代社會結構的工具反而起了顛覆的作用。從1450年的積極角度來看，新科技僅僅是給現(xiàn)存社會提供了解決正在解決的事情的快速而廉價的手段。到1550年，贖罪券數(shù)量的增加已經明顯導致了它的貶值，甚至出現(xiàn)了“贖罪券通貨膨脹”——進一步證明了對一個社會來說，充足是比稀缺更難解決的問題。同樣地，《圣經》的普及和贖罪券的情況類似，但也體現(xiàn)了更多的不同之處。《圣經》生產數(shù)量的增加同時催生了《圣經》種類的增加，廉價的被翻譯成本地語言的《圣經》削弱了神職人員的闡釋壟斷。教徒們可以用本地語言聽懂《圣經》在說什么，有文化的市民可以在沒有牧師在場的情況下，自己閱讀《圣經》。在16世紀中期，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運動已經掌握大權，教會對整個歐洲經濟、文化、知識和宗教的外力作用結束了。
這就是革命的悖論。新工具所提供的機會越多，任何人可以從之前社會形態(tài)推斷未來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情況同樣如此。僅僅在10年前，還被看做是對20世紀媒介格局的一次推進的傳播工具，如今卻已經成了對媒介格局的侵蝕和削弱。一個人人可以接近公共空間的社會，與市民僅僅作為消費者來接觸媒介的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印刷革命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在某種新工具擴散初期，就試圖弄明白它的使用會如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我們的社會，尚為時過早：巨大的變化會滯后。在贖罪券最初的傳播之后，印刷版贖罪券的大量增加導致其價值貶低。微小的變化也能蔓延。那張被釘在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被重印、翻譯、又重印，傳播到很遠很廣的地區(qū)?？此仆{到統(tǒng)一性的東西，實際上創(chuàng)造了多樣性。正如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為變革動機的印刷機》（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一書中所指出的，研究早期印刷文化的觀察家們都認為書籍數(shù)量的增加意味著更多的人會讀書，但是讀的都是那幾本相同的書。印刷業(yè)理應鞏固（或是威脅，由你持哪種觀點而定）單一文化，因為一小部分的書會成為整個大陸共同分享的文化遺產。但是事實卻是，印刷削弱而并非鞏固了之前的文化知識。因為每位讀者都能接觸到更多的書，因此最終形成了多樣而非統(tǒng)一的文化。資源多樣化的增加削弱了對舊有生活方式的信念。如果一位學者既可以閱讀亞里士多德，同時又可以讀蓋倫蓋倫（Galen），古希臘名醫(yī)、解剖學家，著有世界上最早的較完整解剖學論著《醫(yī)經》?！g者注的著作，這兩位觀點的沖突會削弱讀者對先哲的相對信仰。如果連亞里士多德都不可信，那你還能信誰呢？
今天，我們面臨著類似的變化。當普通大眾開始使用數(shù)字化網絡時，每個人都會對公共領域有所貢獻的想法被看做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性在這里可以被解讀為20世紀的偶然行為）。然而，事實證明,人們渴望彼此交流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在10年之內，支持公共表達的工具的使用范圍已從窄到寬。本來被認作傳統(tǒng)媒體的新渠道的東西，實際上卻在改變傳統(tǒng)媒體；本來在威脅著文化的同一性的東西，實際上卻在創(chuàng)造著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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