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通過電腦還是手機，當今世界中的大多數(shù)成年人都在使用數(shù)字化網絡，而且他們大多是在八九年前才開始使用的。社會觀察家們擁有一個前所未有的觀察人們接受和使用數(shù)字化工具行為的機會，而他們觀察的結果和我們對一個不熟悉的新媒體到來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對預測我們未來的行為實在是太不在行了。
在20世紀90年代，一項又一項的研究開始涉足對潛在用戶們進行這樣的調查：如果有條件上網他們會用互聯(lián)網做些什么？最普遍的答案都集中在：“我會用互聯(lián)網來查信息”、“我會用互聯(lián)網來幫我做功課”，等等。而一旦人們都已經上網了，這些調查的結果就會變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和家人朋友保持聯(lián)系”、“與別人分享照片”、“和興趣相投的人聊天”諸如此類的喜好總是排在答案列表的榜首。
在真正嘗試新的傳播工具之前，我們對自己將會用它來做什么的預測是如此不準確，因此這場特別的革命，像印刷革命一樣，正被相互重疊的實驗所驅動，這些實驗的分支在起初都不明確。因此，要從一個工具中創(chuàng)造出最大的價值，靠的并不是總體規(guī)劃或者跨越式發(fā)展，而是連續(xù)不斷的嘗試與錯誤。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在這樣一種轉變中要面對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充分利用這個過程。
大規(guī)模分享的可能性——被從20億人的潛力累積中抽取出的在不同群體中進行的大型、不間斷的分享，已經在很多領域凸顯出來，從慈善的全球化到高等教育的邏輯，再到醫(yī)學研究的實踐。然而，我們集體分享的機會，遠遠比一本書里所列舉的例子要廣闊得多，因為書里的這些例子，尤其是那些涉及重大文化崩塌的例子，只是特例。就像此前源于科技驅動的革命一樣（無論是隨著印刷機而出現(xiàn)的讀寫能力的提高還是科學文化的產生，或是此后電報的發(fā)明而導致的經濟和社會的全球化），如今重要的不是我們擁有的新能力，而是我們如何在技術和社會的雙重層面上，將這些能力轉化為機會。對所有能接近新型分享模式的人而言，我們如今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能利用這些機會來做些什么。這個問題的解決，更多地依賴于我們?yōu)楸舜藙?chuàng)造什么樣的機會，以及我們形成什么樣的群體文化，而不是某項特殊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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