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郁永河還在《稗海記游》卷中說：「君不聞雞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即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之遣，皆啼噓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戌，以得生還為幸」，認為這是個近乎蠻荒的地方。
但早在郁永河之前一百年，此地就早已是個海上貿(mào)易的重鎮(zhèn)了。一五九七年，萬歷二十五年，《明實錄》載：「福建漳泉濱海，人藉販洋為生。前撫涂澤民議開番船，許其告給『文引』于都東西諸番貿(mào)易，惟日本不許私赴」。這是針對當?shù)匦兄丫玫暮Ｉ腺Q(mào)易行為予以合法化、規(guī)范化，納入官府管理。所以出海販貿(mào)需要獲得官方許可文書，以便抽稅盤驗。而所認可的合法經(jīng)貿(mào)地區(qū)，即包括「東西洋引，及雞籠、淡水、占城、高址州等處，共引一百十七張」。
當時所稱西洋，指「暹邏、柬埔諸國，其國產(chǎn)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所產(chǎn)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春明夢余錄》載傅元初疏）。西洋，指今南洋一帶。東洋本應(yīng)包括日本，但因正值倭亂，使明人觀念上把日本排除在經(jīng)貿(mào)往來的范圍外，只指菲律賓群島、文萊一帶為東洋。淡水與雞籠，亦屬于此一范圍，故乾隆十年《重修臺灣府志》淡水廳附考引《談薈》云：「東洋：則呂宋、蘇祿、貓里絡(luò)、沙瑤、吶嗶啴、美洛居、文來、雞籠、淡水」。
雞籠淡水在整個東西洋貿(mào)易活動中，又有個特殊的位置，因為它距漳泉最近。乾隆年間《海東剩語》卷六說：「有某把總者云：曾駐防上淡水。福州近海漁人，于五月初四夜，網(wǎng)取海鮮，順風而渡，及曉，即至上淡水」，似海行只須七、八更便可抵達。不但平時漳泉一帶漁民來往頻繁，更是東西洋販貿(mào)者要將貨品運入中土的門戶或前哨點，也是貨物的集散轉(zhuǎn)運要地。
但由于朝廷實施海禁，于是這些貨品便成了「私貨」。想把私貨運入內(nèi)地，須靠兩種方法，一是文的，以交通官府、納賄獻金為手段，把貨販入內(nèi)地；另一種則是武的，靠走私偷渡，強行運入。《明實錄》載萬歷三十五年徐學聚疏云：「海禁不通，則方物不至。每值東西洋船私寄數(shù)金，歸索十倍。稍不如意，則誣為漏稅」，講的就是地方官吏借機勒索敲詐之狀。據(jù)說其時「拷掠之毒，怒盡骨髓」。因為該地民眾本來就以此為生、以漁撈販貿(mào)為業(yè)，如此做為，其虐民可知。何況，官吏還自營私販：「又私遣人丁四出越販，動經(jīng)年歲，搜求珍異，假國用以入私囊」，人民怎能服氣？官逼民反，遂只好自求多福，靠自己的本事走私偷渡，強行貨販了。
這樣，就變成了海盜。
海盜，在此時有兩種意涵：一是因海禁，故凡「販洋為生」者，其實都是定義上的海盜。二是因政府既不保護販洋為生者，販洋者海上的安全，便須仰賴海上武力集團，或自己結(jié)成武力集團。而販殖所獲，須要銷售轉(zhuǎn)運，又為政府所不許，或遭政府所剝削，則勢不能不依本身之武力強行輸運，此則為實際的海盜。兩者在晚明，受客觀政治環(huán)境之影響，漸漸混為一談。以致雞籠、淡水等海上貿(mào)易奧區(qū)，漸竟成了海盜之窟穴。
《明實錄》萬歷三年（一五七五年）即載「巡撫福建劉堯誨以?？芰值栏删瘓舐劇?。林道干的大本營，就在雞籠淡水。
乾隆十年《重修臺灣府志》封域志建置部說：「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干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干遁入臺，大猷不敢進，留偏師駐澎。道干旋遁占城。澎之偏師亦罷，設(shè)巡檢以守澎湖。萬歷間，?？茴佀箭R據(jù)有臺灣，鄭芝龍附之」。占城，在今越南。林道干大抵往來于臺灣越南一帶，而其勢自嘉靖間已盛。
從這段記載也可知道當時?？芘c日本的關(guān)系匪淺。俞大猷抗倭事跡中，有一大部分就是與這些?？芟嘀苄？官烈舱?，所謂的「倭」，就包括林道干、顏思齊，乃至后來的鄭芝龍。
《明實錄閩海關(guān)系史料》載萬歷四十四年十一月，巡撫江右命都御史劉一焜奏謂：「浙地濱海，所在防倭。溫、臺、寧三區(qū)，俱屬要沖。雞籠、淡水二島，正對南麂，尤當日夕戒嚴者」。溫州、臺州、寧波區(qū)域，倭患最為嚴重。南麂在溫州區(qū)，其所以日夕戒嚴尤為謹慎者，正因雞籠淡水為「倭」之根據(jù)地也。
次年，八月，同書又載福建監(jiān)察使李凌云奏說：「問其何故侵擾雞籠淡水？何故謀據(jù)此港？何故擅掠內(nèi)地？」因當時我國已獲琉球通報，說日本想占領(lǐng)臺灣北港。這北港，其實就是淡水。乾隆十年《重修臺灣府志》風俗志，番社風俗條引《名山藏》說：「雞籠淡水夷，在泉州澎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樂中，鄭和入諭諸酋」。明朝自鄭和以后，大抵已將臺灣視為領(lǐng)土的一部分，雖未建置，但已如「荒服」「藩屬」之類，任其自治。故對日本人想實質(zhì)占領(lǐng)或侵擾仍甚介意，所以才有這樣的詰問。
「侵擾」跟「占領(lǐng)」并不一樣。依海盜的習慣，生涯本在海上，陸地不過做為暫時止泊、休憩、補給、維修、積藏貨糧之處。他們進攻內(nèi)陸，大抵也只為了掠取財貨，并不想占領(lǐng)久居?！纲量堋乖谡憬＝ㄒ粠Э苈?，即屬此種。雞籠淡水，同樣也曾遭掠劫。但這個地方也提供給他們休憩、止泊、積貨、貿(mào)易的便利，因此也成為他們的根據(jù)地?？墒沁@是海盜式的傍水扎寨，而非真正進行占領(lǐng)統(tǒng)治。明朝說：「上年琉球之報，謂汝（指日本）欲窺占東番北港，傳豈盡妄？」則就是說日本有意奪占臺灣，如豐臣秀吉欲奪朝鮮一般。次年，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黃承玄奏云：日本「家康物故，其子代之，欲有事于東番」，即指此而言。這就不是海盜所能干的事了。大概日本政府有運用當時?？艿暮Ｉ蟿萘?，實施國家領(lǐng)土擴張之謀，故明朝防倭才顯得如此慎重。而防倭一事，糾纏在海岸人民生計、遠洋販貿(mào)、國防戰(zhàn)略之間，也才會愈弄愈復(fù)雜，難以董理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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